资源环境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成理念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巨大矛盾,中国在发展战略上调整了方向,制定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因此,如何才能在保持国家竞争力稳步提升的同时实现生态化转型?如何构建以生态为导向的创新体系?也就成为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生态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生态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等特征,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复杂。而最早提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生态创新论断的理论就是著名的“波特假说”。但是,该论断至今为止仍然争议不断,反对者认为规制会增加企业的治理成本,抑制创新和企业生产效率;支持者则认为环境规制产生的压力能激励企业改进技术,以清洁生产的方式达到规制标准。无论是反对者还是支持者,均对区域或空间因素重视不够,而区域差异很有可能是影响“波特假说”成立与否的决定因子,因此,本文将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总体上是否存在?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与生态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若为非线性,则“波特假说”成立的门槛条件有哪些?本文在论述核心概念和“波特假说”等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环境规制以及生态创新的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情况。笔者发现,中国环境规制强度空间出现“翻转现象”,从2005年到2015年,经历了从“西北、东南高值集聚”到“沿海-沿江高值集聚”(“T”字型格局)的转变;中国的生态创新绩效也随之出现出向东南沿海集中趋势,“由东向西递减”、“大城市高小城市低”态势清晰;运用2003到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创新绩效有积极且显著的影响,证实了“波特假说”在中国整体上成立,并且相邻城市环境规制的提高也对本地生态创新绩效的提高有积极作用,说明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也应纳入环境规制生态创新效应的分析框架中;从影响因子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投入、对外开放等因素也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影响,而城市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反而会抑制生态创新绩效的增长。进一步对285个城市的影响效应进行分组回归,发现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较大,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关性较弱,而在东北地区则产生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的推动作用的存在“门槛效应”。具体而言,面板门槛模型计算显示,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合适的区间时,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益才能得以发挥,即二者的关系呈现为倒“U”型曲线。同时,并非环境规制强度合适就能促进区域的生态创新绩效,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研发人员及经费投入、产业结构等条件达到一定的门槛后“波特假说”才能成立。为了落实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笔者建议建议:应完善以生态创新为导向的政策;实施区域差异化的规制政策;构建跨行政区的环境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