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然而至秦汉之际墨家已然衰微。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实用理性的国家，从功利实用角度出发的墨家思想反而最终湮没不闻，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墨家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团体，而是一个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社会团体，这对理解本文主题至关重要。墨家兴起于战国初期，这一时期封建宗法制度解体，学术下移，思想自由，社会获得较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墨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内在精神，建立了独特的“兼爱”思想体系，游士、手工业者和社会游离人口则构成了墨家的组织基础。墨家在二百多年间展示了不同的风貌，其思想由“兼爱”到“交利”到“节用”，再到“天志”，最后以“尚同”为落脚点，其组织特征则由前期“兼爱”精神指导下的非攻，变为后期“尚同”原则下独立性的泯灭，由试图建立道德秩序转为努力建立政治秩序。墨家的变化体现了战国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即由礼制文化向法制文化发展，由氏族国家向地域国家发展的过程。　　墨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行动的团体，在以思想为凝聚力之外，还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思想的色彩逐渐淡去，墨家积极独立的精神趋于萎缩，因此，在讨论墨家衰落时，先要从内在方面考虑墨家理想精神的消失。这主要是由墨家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的性格特点决定的。由于过于重视实践，墨家在教育方式、对待知识的态度和自身思想的继承发展上，都存在许多缺陷，导致它既不能进一步完善思想体系，又不能持久有效地将这种思想深入灌输到每一个人心中。许多人加入墨家仅为求福去灾，出仕显名，他们对墨家的内在精神存在着完全的误解，而仅仅把加入墨家当成一种手段，以实现个人的种种利益。爱利天下的思想越来越流于形式，而墨者只要做到尚勤尚俭，遵守组织纪律，就是墨家一份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建立在“我们该如此”而不是建立在“我们为什么该如此”上。墨家以自苦为极，当原本救世之急的精神失去之后，这种生活方式也失去了真诚性，真墨固然“真天下之好”，伪墨却也不在少数。如果说儒家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那么此时墨家便有貌合神离之嫌了。精神向心力衰退的直接后果是造成组织的分裂。儒家的分化是建立在重视思想的薪火传承的基础上，他们争的是谁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正统，正是这种动力推动了儒家学术的竞进与发展;而墨家的分裂则多出于各自利益的算计和对巨子地位的争夺上，这也是墨家特殊组织形式的产物。这种分裂既助长了原已产生的离心倾向，又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使其面对日益变化的外部环境时无力应付。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墨家发生了改变，并且最终导致墨家组织的瓦解。先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墨家发展的制约。墨家由城市中脱离了宗族束缚的群体构成，他们的个体性和流动性很强。原有社会秩序已经混乱，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善建立，失去宗族的控制与庇护，这些力量微弱的个体只能以某种形式重新结成团体，来寻求安身立命之感。墨家的口号迎合了这个群体的心理要求与利益要求，墨子针对此种情况寻求建立一种宗族体制之外的新的伦理秩序，即“兼爱”思想。“兼爱”没有要求人们平等地去爱所有的人的意思，它肯定现存秩序，并且要求人们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维持一种彼此的义务关系。礼是宗族社会人际交往的准则，墨家则另有一套标准:“兼相爱”是双方伦理性的义务关系，“交相利”是双方互惠性的经济关系，“尚同”则是靠权威的压力来维持的上下间关系。总之，墨家与宗族社会有不同，但却不互相对立。　　但是，由于墨家站在下层民众立场而对贵族文化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因此被视为异端。孟子高喊“墨翟兼爱，是无父也”，正是这一偏颇之见却给墨家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印记。思想在向大众传播时会有一个世俗化过程，普通人对一种思想的接受并不是建立在深入研究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而往往是建立在简单的直观感觉的基础上。对墨子的兼爱思想，人们不会去深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好有人已经讲了，兼爱就是“无父”，加之墨家提倡的“节葬”、“非乐”等，就是不孝之大表现，就是对宗法制的反动。墨家思想的“世俗化”令它与普遍的社会心理产生了抵触，尤其当儒家学说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以后，墨家就真成了千夫所指的“异端”了。因此，墨家可以在短时间内兴盛而显名于天下，却也快速达到饱和状态，很难再有效的向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渗透。　　战国中期以后，国家加强对社会的整合、组织和支配，集中体现于控制编户齐民的“什伍制”的严密化，加强对户籍登记、人口迁徙的管理，户籍的严密化说明了战国后期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控制的发达和日趋秩序化。国家一步一步收夺了社会资源，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后出现的社会群体，不能超越家族和乡里的群体模式，不能走向志愿参与的群体。通过乡里制和户籍制，国家直接控制了广大人民，宗族也是有利于统治的起到缓冲作用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两种模式使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方便有效，但是却使社会失去了自发的活力，由动态走向静态。社会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类似墨家这样的自发性的社会组织自然要走向衰落。　　再来看政治氛围变化对墨家的影响。统治者与墨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墨家提出的主张自然不感兴趣，当后期墨家大讲“尚同”以保持与统治者一致时，也就蕴含了墨家自身走向覆灭的必然性。按照墨家的尚同主张，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由里长、乡长、国君，最后由天子一同天下之义，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有独立的意志，推行这种主张必然要否定类似墨家这样的民间团体。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时代来临时，政治权力更是携着其蓬勃的无以抗拒的力量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进行打击，收天下兵器、迁豪富于咸阳，禁私学，烧诗、书、诸子百家语。在秦始皇如此强劲的打击控制力度下，墨家的组织结构便瓦解了。　　墨家既不能像儒家那样提出符合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又不能像道家那样为知识阶层提供超越的心灵境界，也不能像法家那样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操作手段，既不能“内圣”，也不能“外王”。不管是儒外法内还是儒道互补，这三家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作用，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主线。墨家代表的是一个游离于“正常”社会秩序外的小众群体，它的性质决定了其只能在战国时期松散开放的条件下生存，随着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国家重建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墨家就没有周旋的余地了。长期的社会整合使墨家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社会空间，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墨家徒众也失去了靠积极精神维系的向心力，当现有墨家的组织结构一旦瓦解，就无法再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重新聚合在一起了。因此，秦汉之际，墨家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也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力量而彻底消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