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各国在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比重过大,进出口的商品中中间品比例过高,进口品中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比例过低。同时东亚各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内企业主要依赖信贷融资,信贷渠道在这些国家经济波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都实现贸易余额的大量盈余和FDI的大量流入,在经济各个层面积累了大量的外币资产,形成资产型货币错配,东亚各国货币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　　在这些特征和背景下,本文分别建立了一个是小国和两国开放经济模型,分成五个部分分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汇率升值,贸易顺差和汇率制度选择等问题。　　第三章将Bernanke et al.(1999)的“金融加速器”模型推广到开放经济中,引入信贷渠道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考虑了当前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资产型货币错配,分析了外生冲击导致的汇率升值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以及造成这种影响相关的因素。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存在资产型货币错配时,汇率升值降低企业净值,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机制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产出。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升值导致的产出下降幅度与该国的货币错配程度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直接相关,当该国货币错配程度较高,金融加速器效应显著时,外部冲击导致的升值可能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　　第四章在第三章模型的基础上,在模型设定和参数赋值时考虑中国和东亚国家的贸易特征,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分析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发现不考虑信贷渠道,汇率升值能够显著的减低贸易顺差,并且对产出影响不大;而一旦考虑信贷渠道,则发现汇率升值对贸易顺差和产出的影响与企业持有的外币资产比例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密切相关。当企业持有的外币资产比例和金融加速器效应较高时,汇率升值带来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急剧上升,使企业投资和产出急剧下降。投资下降带来中问品进口的大幅下降,使得进口的大幅下降,会使得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　　第五章在前面两章小国开放经济模型中,分析了这些国家最优汇率制度的选择以及取决的因素。研究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持有的美元资产比例和金融加速器效应直接相关。管理浮动汇率制既可以避免浮动汇率制下升值危机使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时又比固定汇率制的福利损失要小,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最合适的汇率制度选择。文中利用Oprobit模型,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实证研究发现,股票市场越发达,该国越倾向选择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外币资产的比例越高,该国选择更加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倾向越低。　　考虑到中美两国是当前全球贸易失衡主要方,两国又在贸易结构和贸易特征上存在很大的差异,第六章建立了一个两国的DSGE模型,分析了包括汇率升值、再工业化等可能改善贸易失衡的政策影响经济的传导路径和影响程度,以及这些影响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政策对贸易失衡的改善程度以及对不同国家的产出和居民福利的影响,并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所有能够降低贸易失衡的政策都会导致世界贸易规模下降和逆差国消费下降,这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挑战。此外,顺差国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但能够降低贸易失衡而且对其他国家影响也很小,是一种最优的政策。　　第七章对于中国与东盟和其他国家货币合作的问题,该章建立了一个两国的国际经济周期模型,分析不同类别的商品贸易对跨国经济协动性的影响。文章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表明,消费品贸易的规模越大,两国的经济协同度越低,消费品的替代弹性越大,在同样的消费品贸易规模变动下,经济的协同度下降幅度越大;生产品贸易的规模越大,两国的经济协同程度越高;进口的生产品与本国生产要素的替代弹性越大,同样的生产品贸易规模变动下,经济的协同度上升越小。在本章结论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及其他国家的货币合作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最后,对文中的主要结论进行总结,指出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