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程度的加深，全球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愈加密切，已经成为了国际经济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增大，2009年进出口总额已经达到了12016.1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参与到我国经济活动中，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增大，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1057.35亿美元。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就像两座并行的桥梁，将中国经济和世界其他国家连接到了一起。作为全球经济分工的两种形式，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存在着密切联系。国内外学者都认同，一国的国际投负会与其对外贸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影响效应，国内外许多学者都作出了研究。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证研究的结果都显示，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向并不是一致的。东道国的市场大小、资源禀赋、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跨国公司对于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以及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　　 本文运用了实证研究方法，采用15个主要投资国和贸易伙伴国在1995-2007年期间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来源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效应。在理论方面，本文回顾国际投资理论中海默的垄断优势论，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关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相互关系理论，本文比较了蒙代尔的贸易替代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马库森等人的跨国公司产业内贸易理论，赫尔普曼等的生产能力模型和巴格瓦罗等的补偿投资理论。并最终选择了马库森的知识资本模型，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不同来源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一般模型。经过实证分析发现，不同来源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一般模型基本符合知识资本模型的假设。在两国要素禀赋和规模大小不同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能利用两国的比较优势，并促进两国贸易。在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计算了各主要投资国对我的直接投资对其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其作用在不同国家间有异质性。来自大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对其出口，但是来自中国台湾和泰国的投资对我国出口有替代作用；而对于进口的贡献系数计算发现，来自大部分国家的直接投资会促进我国对其进口，但是来自泰国和加拿大的投资抑制了我国的进口额。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下一时期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应当转变吸引外资重量不重质的误区，更加关注吸引外资的质量和为我国经济带来的效益。在下一时期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应与对外贸易政策相互配合，以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及服务业这些劳动力效率更高的方向，以推动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转型。同时本文还提出，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和进出口贸易对象都十分集中，导致我国对这些国家的依存度过高，存在政策风险，在下一时期应当增加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经济联系，构建多元化市场。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来源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创新之处是引入了马库森的知识资本模型，试图说明造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影响异质性的原因。由于本人数学和计量水平有限，以及各国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造成的数据获得问题，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与实际有一定的偏差。在今后的研究中尚有很多改进空间。本文旨在为今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影响的方式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希望能对以后学者在先关方面的研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