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翻译理论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自此一直是译界的研究热潮。它推翻了对语言纯洁的幻想，也解构了译界几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忠实”问题。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结合殖民历史，指出翻译体现了语言文化的不平等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殖民的一种工具。而殖民时期过后，大国利用有利的政治经济地位和话语权利，加之弱国一贯的文化消声状态，导致前者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对后者实施文化殖民。后殖民翻译理论家着力要做的就是追回被建构的看似真实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以不高雅不纯正的杂合语言颠覆主流的强势语言，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和国外硕果累累的状况相比，我国的“后殖民翻译研究才刚刚起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介绍梳理理论，结合具体译本的分析则不多。　　沈从文先生的代表作《边城》问世已70余年，备受瞩目。其间被译成多种文字，多次出版。国内外对沈从文及边城的研究一直不断，但是对其英译本做专项研究的则很少。因此笔者采用《边城》的两个英译本-The Frontier City and TheBorder Town为例，从文化中心主义，宏观的文集和微观的译本层面，两位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译者在原作风格，人物形象建构，习俗，风土人情四个方面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发现两位译者面对强势语言均有不同程度的屈服倾向，译者甚至预想“他者”对原语文化的期待，创造迎合目的语读者文化优越感心理的文本，出现自我殖民现象，造成中国本土文化的误传，助长了文化霸权主义。　　在现今的全球化趋势下，如何在参与国际交流，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做到既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又不沦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本文在总结两个英译本的基础上，试图对此提出建议，并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