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张爱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己成为两种弥散着恒久魅力的巨大的文化现象，因此，探寻这两位巅峰式的作家之间的某些可比性应该是个很有意义的话题，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很少有人将鲁与张相提并论，深入、精确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然而，当以真正解放的心灵平心静气地对这两位作家作深度凝眸时，便会发现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诸多内在联系，在对个体生命的体悟、这种体悟反映于其作品使其所呈现的深层内涵以及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性等方面都有许多同一性，并于同一性中又呈现出各自的独特性，这些便是本文试图展开的比较视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张爱玲是为数不多的两个对个体生命存在寄予深度关注的作家，且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相似的从阴暗面把握事物的思维习惯又导致了二者对生命存在的悲剧性认同:孤独、荒凉、绝望与虚无。然而，对于这种悲剧性，他们又都并非消极接受，而是以执着现世的方式去积极超越。这种认同悲剧而又超越悲剧的态度使得鲁迅与张爱玲在生命哲学（指的是对生命的一种体悟或哲学态度）领域遥相契合了。然而，作为两个出身环境、成长背景、个性气质、人生追求等各方面皆有差异的个体，鲁迅与张爱玲生命哲学的具体内涵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又呈现出质的区别。　　鲁迅因为自荐于民族与社会，将生命交付给了时代，所以他的生命观就显出了沉沉的深遂与厚重感，从中能够体会出许多社会的、历史的以及人生的种种内涵;张爱玲的悲剧生命观则更多地让人感到人类学的意义，她更注重探究个体生命存在的某种永恒的悲剧境遇，并洞悉到人类自身的弱点对于这种境遇的责任，因而，它显得广阔、恒远而苍茫。鲁迅是以“反抗绝望”来拯救自己，进而走向最终的虚无;张爱玲却是执着于对现世的享受，并借此确证自己活在人间。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张爱玲都以他们丰富的小说文本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焦虑、恐惧与矛盾，表现了人在这个世界中绝望的抗争。他们所描述的看似普通的故事显示了深厚的文化意义，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如文化寓言一样充满了对人类存在的体验、感受，对人性的怀疑和拷问。　　鲁迅的《呐喊》《彷徨》在对以先觉者为代表的人的荒诞处境的揭示中，流露出了对生命存在的无望与虚无;《故事新编》在对入世与出世这两种生命形态的尴尬处境的揭示中消解了其存在的意义，从而宣告了人生在世的无所依凭。张爱玲的《传奇》也在对人于“泥沼”的大境遇下的难堪处境的揭示中，同样宣布了人的无着落、无归依以及人生意义的虚无。　　总之，在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拷问中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作出了近似一致的存在主义式的结论，即认同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然而，这种近似一致的结论中无疑又深烙着创作主体自身的人格印记，从而使得他们的小说中关于存在的悲剧性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鲁迅作为一个永远不能忘怀于民族忘怀于大众的思想者，他的小说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思考便总是在社会、文化、历史的纵横捭阖的宏观视野中进行，其中所显示的社会文化的批判反思意识是浓郁的，因此，对存在的思考就显示出强烈的历史文化的厚重及沉重感，以及雄辩的哲思气息;张爱玲作为一个自愿“放弃了人生更广阔的蕴涵”的凡人，她的小说存在的悲剧性与社会文化的联系固然也是存在的，但这些有形因素只能作为人物性格存在的潜在语境，并不是刻意表现的对象，她只想通过对现代人庸常世俗的生活的描绘去揭示人的存在的永恒境遇——生命那种恒定的苍凉意味。另外，对于生命本质的荒诞，鲁迅在文本中流露出了深重的焦灼感。这些都增添了鲁迅小说对存在思考的悲剧性美感。张爱玲对存在悲剧性的表达则显得有些虚渺和神秘。对于存在的荒诞张爱玲没有焦灼，而是宿命式的认同，因而对存在悲剧性的揭示在审美上便只能接近悲剧却永远无法抵达真正的悲剧，它们不能引起悲剧的崇高感，而只能让人产生一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流言论写作》）。　　在鲁与张的笔下，存在的悲剧同时也根植于人性，在对人“恶”的根性及脆弱平庸的本质对于人的存在困境所负罪责的揭示中，他们书写了以人的心灵为战场、无需厄运特殊拨弄的大悲剧。　　对于人性“恶”的本质，鲁迅与张爱玲都擅长于在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犀利透视中加以揭示。鲁迅小说中的先驱者们在那些无时无处不在的庸众、看客们的包围、敌视、虐杀下，只能承受着独自叫喊于荒原无人响应的悲凉，承受着感觉周围都是看不见的高墙的压抑、郁闷与孤独;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都如黄黄的太阳下一个个苍白的、凄然无告的影子，来来去去，各不相干，宿命般地负载着无边无际的荒凉与孤独。人性恶的本质是永恒的，因而人的孤独也是永恒的，鲁迅与张爱玲就在对人的无从更改的孤独境遇的揭示中将人性导向与存在的悲剧性相关连的哲学深度。　　不过鲁迅作为一个精神界的先驱，他是站在启蒙的立场上来关注人性的，因此，他更注重人性弱点在特定的国家、民族、历史的具体状况下的衍化，即国民劣根性。于是，鲁迅常常要在人性恶中映照出入的惊人的麻木、愚昧与不觉悟，并在对这种国民性现状的思索中将批判的矛头伸向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鲁迅认为这种劣根性是应该对一个国家、民族的贫弱担负罪责的，因此，对人性恶就感到深恶痛绝，对那些麻木不仁的庸众，鲁迅的态度也正如受难的耶稣面对着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愚民，“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复仇》其二）。正是这种仇恨使得鲁迅在小说中常常将人性的恶刻意推到镜头前，毫无情面地将其放大、凸出，并着力地渲染、强化，然而在这冷酷的态度背后却是创作主体最深彻的悲和痛，最深彻的绝望。而张爱玲因为是以俗世凡人的视角来观照人生的，所以她采取的是一种较为纯粹、超越的人性立场，或者说她更关注的是普遍和永恒的人性。正因为如此，张爱玲便总是在家庭琐屑、男女情爱、世态人情的舞台中让人性不经心地自然呈现。同时由于张爱玲认为“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自己的文章》），因而她的笔下上演的大多是小人物的小奸小坏，一些“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同上），这种人性恶大多是不彻底的。对于人性的种种污点，张爱玲在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表示了充分的悲悯、谅解甚至认同。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鲁迅与张爱玲认为人在与世界对立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人的失败及悲剧许多时候正是源于人无法战胜自己，源于人性本质的平庸、软弱、卑俗。人本性的平庸、脆弱与卑俗使得人无法成为“超人”，无法实现在苦难中的自我救赎，人类因此是无望的，悲剧也就成了人与生俱来的宿命。但对这种脆弱卑渺的人性，鲁迅与张爱玲的态度又是有差异的:鲁迅因为是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宏观大背景下来观照人性的，所以对于人性的种种弱点鲁迅既嘲弄又痛心，同时，也正是在对脆弱不堪的人性的正视中，鲁迅将思考延伸到了对历史、文化真相的探寻，在将“中国脊梁式人物”还原为常人并将其本质的脆弱、平庸公之于众的书写中，鲁迅表现出了对历史及传统文化真相的颠覆与质疑。这种探索的深度也使得鲁迅的人性思考显出了内涵的丰厚与深遂。张爱玲偶尔也通过人性弱点深深浅浅地触及到了其背后的文化根由，但这显然不是她的主要意图。对于“软弱的凡人”的认同使得张爱玲肯定了人性的脆弱与平庸。张爱玲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人性的弱点才能反向凸显人性的存在。对人性弱点的这种认同，使得张爱玲对人性的脆弱、委琐与平庸同样滋生了一种由“了解”而致的“同情”。　　个人的人生体验、生命感受与人格气质显然介入了鲁迅与张爱玲的创作:“鲁迅的话语正是从他那深切体验到的个人的生命情感中走出来的话语，他那对于人类苦难的深重书写、对于吾国吾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感叹、对于吃人的旧文化的无情批判和愤怒抗议，正是来自于他那极具个人化的人生体验”;张爱玲对于她笔下的人物的那种小奸小坏的嘲讽与悲悯以及对于他们生存之痛的言说与抚摸，也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心灵体验的介入而显示出了典型的“张爱玲”式的无可重复的特征。正是由于创作主体个人的生命和灵魂的介入，鲁迅与张爱玲的小说对于社会、人生的观照才会在生活与生命的可触可摸的真切感中给人以久远而切实的震撼与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