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提出了一套思辨性极强的哲学体系，其要旨不仅在于去重新探索万物存在与运行的根本原理，更在于重建名教秩序。名教是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它表现出某种维护既成秩序的作用。“独尊儒术”以来，在汉代“以天为本”的权威形式下，名教逐渐走向僵化、异化的局面。当传统“以天为本”的名教秩序已无法持续其生命时，重构名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王弼作为士族阶层的一员，他对名教大厦崩毁的深层原因有着敏锐的观察力。王弼通过援道入儒而重建名教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名教存在的本体论依据、诠释方式、人格范式以及名教的实现机制方面。
　　首先，名教存在的本体依据上，王弼汲取道家的天道观提出“以无为本”以置换汉代“以天为本”的形上依据。“以无为本”彰显一种自然的秩序，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名教本身的僵化性与强制性。自然的秩序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天命无妄”在自然的秩序中的昭显出来。简言之，王弼在本体论上通过对道家“天道”与儒家“天命”的结合实现了对名教存在依据的构建。
　　其次，名教构建的诠释方式上，王弼提出“得意忘言”的理论。“得意忘言”蕴含着“言尽意”与“言不尽意”。“言尽意”肯定了语言存在的价值，“言不尽意”又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言尽意”发展了儒家的“正名”思想，“言不尽意”延续了道家的“无名”思想，故“得意忘言”表现出了“正名”与“无名”结合的路向。
　　再次，名教建构的人格范式上，王弼以“性”、“情”为人格构成框架而提出“性其情”的人格范式。一方面王弼继承了道家的自然之性，强调“以性统情”另一方面王弼继承先秦儒家对“情”的态度而提出“圣人有情”。在性情思想上，“性其情”表现出道家的自然之性与儒家之情的结合，从而形成了名教建构的最佳人格形态。
　　最后，名教建构的实现机制上，王弼提出“因物自然”思想。先秦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儒家主张礼制教化即以名为教（有为）。王弼虽然强调“无为”但是没有像道家那样反对仁义礼制，他结合“无为”与“有为”的思想又将之转化为“随物”与“导物”的结合。在这种实现机制下名教秩序才真正的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