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呈现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文学或语言学的模式。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家意识到仅从语言学层面研究翻译是远远不够的，很多翻译现象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向传统的翻译观提出质疑。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还提升了译者和译文文本的地位。 70年代兴起于欧洲的“翻译研究派”即是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重要流派。该派学者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译语文化的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诗人、翻译家霍尔姆斯与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勒菲弗尔的专著《翻译、改写及文学名声的摆布》，通过对历史上一些文学作品的分析，指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而一切改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文学理论家及翻译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提出很多至今仍有研究价值的文学批评思想及翻译理论；而且，郭沫若还翻译过很多世界一流作家的作品。根据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不得不深思这样的问题，郭沫若先生的文学批评思想即早期诗学观与他的翻译理论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此外，各种诗学因素对他的翻译活动又有何影响? 因此，本文应用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从诗学角度入手深入研究郭沫若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活动，着重分析郭沫若的早期诗学观如何影响他的翻译思想，以及各种诗学因素如何影响他在文学翻译活动中对原文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