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变革由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由中央到地方席卷着整个中国大地，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乡村变革对中国影响尤为深远。这正是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所在，也是本文选题的立足点之一。本文以清末民初为时段，以豫西地区村落社会为研究对象，以灵宝县及西水头村为个案，主要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宗族组织、经济结构、教育变革、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地考察，以期获得对清末民初豫西村落社会较全面的认识，进而揭示出大变革背景下西北内地村落社会的概貌。　　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来看，西水头村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通过对其村落类型、村落特点、姓别与年龄结构、职业结构以及阶级结构的考察，对村落中姻亲关系、家庭关系、村社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豫西内地乡村社会，受外来列强及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农村底层社会贫困化程度有所增加。但总体来看变化不大，社会仍维持在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层面上，由社会结构而引发的社会性质并无质的变化。　　从宗族与村落社会关系来看，西水头村是一个有浓郁单姓特色的杂姓村，其对人群的分类明显地表现为以生理因素为划分标准。从家庭结构、宗族结构、宗族活动、族规家训、祠祭墓祭、宗族的社会功能、基层社会管理方面考察，笔者认为宗族与家庭对社会与自然的适应性较强，宗族与家庭的乡邻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宗族在家与国关系中的地位也较为显著。在宗族内部，有着等级和贫富的差别，在各房分、各家庭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对外族他姓来说，各房各家又有着共同的一致性，是一个整体。在封建社会包括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网络中，除去与宗族的联系外，家庭与国家政权结构的联系最为重要了，宗族在国家与家庭联系之间起着桥梁作用。政府支持宗族制度，承认宗族对族人家庭的某些控制权力，保护宗族祭田、墓地祠堂，以利用宗族宣扬伦理纲常、教化族人，达到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以稳定社会秩序。　　从村落经济形态与特点来看，通过对村落中经济结构、产业状况、贸易活动、农民的收支状况、生活水平、土地制度、借贷关系、财产继承以及影响家庭经济收入的因素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经济运动，是一个由许多要素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总和中，只有当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以及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形成良性循环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才有可能。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①在清末民初，由于受国内政治环境、国外经济环境的冲击以及部分自然灾害的影响，村落社会中尽管有如摇会储蓄等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受到了冲击，但因缺乏足够的资本、政府政策的扶植以及适宜的国际环境而无法形成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相反，村落经济却进一步贫困化。　　从村落教育来看，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正经历着新旧教育的改革与转型，传统教育僵而未死，新式教育成而未长，呈现出新旧交替、碰撞交织的状态。随着乡村新式教育的出现，传统旧学受到了挑战，从而引发旧学私塾与新式学校的较量，新旧教育活动在碰撞中逐渐融合。教育改革对农村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致使乡村精英大批离乡，基层乡绅统治开始变形，乡村文化逐渐走向衰落，乡村社会出现全面危机。在认真分析了新学教育对乡村的作用后，我们可以说，新学教育“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②，城市化的新学教育是农村崩溃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　　从村落文化来看，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风俗改革推动人们生活与风俗观念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乡里民众生活观念的变化在民国初创时期达到高潮，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生活观念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笔者通过村落中人们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宗教观念、信仰特点、民间习俗与社会风气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传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在文化自信的进一步丧失下受到无情批判，生活观念的变革与思维定势的冲突使乡村民众的生活出现双重的变异倾向。　　总之，通过对以灵宝县及西水头村为中心的豫西村落社会的研究，可以窥见清末民初西北内陆地区村落社会逐渐以潜流的形式发生着深层的变革，社会“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①，社会控制日益松弛;传统社会结构出现紊乱;传统社会组织逐渐解体;社会的动荡和混乱成为无序到有序的过渡;宗教信仰日益世俗化;社会风俗从地方节时到衣着服饰，从审美标准到民众意识受到挑战，村落社会各要素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在碰撞交织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城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社会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各个部分构成了一条“社会生物链”，影响村落社会变化的因素也是全方位多层次甚至是纷繁芜杂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当我们提出现代化目标之后，需要认识到中国现代化不仅是城市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农村现代化，当前中国政府在推进中国现化化进程中，对农村政策的展开，有必要考虑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向农村索取已造成的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一历史事实，同时，须将国家政权和城市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反哺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问题。可喜的是目前这种情况有所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