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殷商史事，这是研究殷商历史所凭借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史料有以下特点:一，记载零散而不系统，除了《尚书·商书》、《诗经·商颂》、《古本竹书纪年》、《世本》等几种文献对商代历史的某些方面有比较集中的记载之外，其它大多零散分布在先秦时期的数十种典籍中;二，多为后人所追记，且长期流传中经过屡次的传抄，被有意无意的篡改和伪造，掺入了后人的论说。因此这些材料具有更多的内涵，一方面包含真实的殷商史内容，另一方面反映了追记时代人们的思想文化。　　为此，作者全面系统整理了先秦文献记载的殷商史料，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重点讨论了先秦文献所载殷商史料的真实性，史料文本的记载和描述特征，以及这些史料所折射出的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把先秦文献中的殷商史料分为七部分，即商代都城、商代方国、帝王大臣、社会生产、政治军事、社会礼俗、文化卫生，并将其与商代考古资料进行对比考察。可知这些文献史料内容虽然大多是后人的追忆，有不少舛误疏漏，甚至捏造杜撰，但是许多内容又能被考古资料不同程度的印证，反映了真实的殷商史影。因此在研究殷商史时，我们要结合考古资料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审核证明，进而更加合理的利用这些材料。　　其次，挑选先秦典籍中对殷商史事记载最多的三部分内容，即汤的事迹、纣的事迹、大臣事迹。把其按照文献的先后顺序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物事迹的记载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层累增加，同时还存在剥蚀现象。这些层累和剥蚀现象是和时代紧密相关的，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变化和学术的发展。　　再次，把先秦典籍中商代君臣事迹和其它时代的君臣事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商代君臣和其它时代的君臣常常事迹相似，且合称并举，我们称之为类化现象。这种类化现象使得先秦文献中形成了六个形象面目相类，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群体，即贤君圣主、暴君昏主、霸王之佐、昏君之贤、不令之民、亡国之臣。人物类化现象大量出现在春秋晚期之后的文献中，这和此时期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紧密相关。　　最后，通过考察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时期人们对殷商史事的运用情况，可以看出各时期运用者所属的社会阶层，所论及的殷商史事内容及其中反映的时代思想均有不同。　　西周时期，统治者在其政令诰辞中，回顾商代史事，从商汤兴国和殷纣亡国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经验教训。以此来鼓舞士气，强调攻伐的正义性;对原殷代“多士”、“多方”反复进行教化，消除他们对周的抵触情绪，使其彻底臣服于周的统治;周代君臣之间也相互告诫，以史为鉴，保持天命，稳固统治。体现了周代统治者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勤政尚贤的治国思想。　　春秋时期，各国君主和贵族大臣，总结商代兴亡成败规律，从中进行政治借鉴，对将来进行预测，或通过对商代典制的解释，为当前行为提供指导。春秋时期君臣对商代史事的运用体现了春秋时期的思想特点，即神本观念的衰落，人本思潮的兴起;德的思想逐步摆脱天神观念的束缚，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思想体系转向了“依人而行”的政治思想轨道;礼文化由礼仪、礼乐转变为礼义、礼政，春秋君臣不再注重于仪章度数，而是强调礼作为政治秩序的意义，把礼作为守国、行政、得民的根本原则。　　春秋末至战国随着王官失守、学术下移，下层平民中大量受过教育的“士”阶层崛起和独立，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潮。诸子学派在阐发各自的学说思想时，多运用商代史事来作为自己论证的依据，其中涉及最多的有三个方面，即总结兴亡教训、评价汤武革命、评价商代人物。战国诸子百家对殷商史事的评价议论也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学说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