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清末报纸《中外日报》的组织行为与流变为研究对象，探讨以血缘、地缘、业缘为主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报馆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本文首先对上海图书馆所藏1898年至1908年《中外日报》的文本材料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考证了汪康年、汪诒年、叶瀚、夏曾佑等报馆成员在《中外日报》时期的经营活动，尤其关注以汪康年为中心的人际网络的形式及特点，以及这一人际网络在《中外日报》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讨论《中外日报》与其他报馆、出版机构以及官员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中外日报》的核心成员重视发展与维系内部与外部的社会网络，一方面是利用社会网络建立信任机制来降低互动行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是谋求社会资本储备，并从中获取政治、经济与社会回报。从报馆的内部网络上看，与报馆主创人汪康年有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士人聚集在报馆内，报馆成员与主创人、同僚乃至报馆之间形成强烈的互相认同、高度的人际信任，由此大为降低了报馆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同时，一批与办报人有着血缘、地缘、学缘关系的士人则群聚于报馆周围，不仅形成报纸的核心读者群落，还时常为报纸撰稿，或将公启、章程等交由报纸对外刊布。《中外日报》社会网络的外部开放性，促使不少学堂、报馆、书局的经营者顺着网络渠道与报馆主持人取得联系，通过《中外日报》进行宣传及代售，由此构成了以《中外日报》为中心，辐射影响全国的文化市场。而《中外日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合资，看似经济性的组织行为，实质却是借助汪康年与张元济的私谊关系展开，进一步体现出经济性行为深嵌于社会关系网络，并受到社会关系制约与调试的理念。这种关系网甚至还延伸至官员群体:报人通过与官员的私人交往，为报纸的出版发行提供保护，赢得对报馆发展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通过层次清晰、结构紧密的内部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网，《中外日报》不仅顺利进行资金筹集，组织内部通过互信保证结构稳定，并得以扩大市场，提升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网在《中外日报》的组织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