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金融体系仍存在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如受管制的低利率体系、政府对信贷决策的影响、较高的法定准备金率、较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等。经济增长与金融抑制政策并存则使得我国的经验成为研究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有效性的典型案例。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国的金融改革是否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课题。　　我国改革期间金融抑制严重而经济增长神速,似乎构成了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谜。本文试图度量1978至2008年间我国金融抑制的程度并用省区面板数据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的金融抑制指标表明,我国金融抑制程度从1978年的1.0下降到2008年的0.58,体现出我国渐进的金融自由化过程.实证结果表明,金融抑制政策显著阻碍了人均实际GDF的增长,这种抑制效应在1978年约0.5-1个百分点,到2008年仍有0.3-0.6个百分点。多种稳健性检验支持了此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国有部门贷款的比重和资本项目管制是金融抑制政策中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利率管制和低利率政策影响相对适中,然而也显著制约着经济增长。　　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机制是金融抑制约束了金融部门发展,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阻碍经济增长.为识别这一机制,我们运用我国省区1991至2008年的省区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金融规模、银行集中度、直接融资比例以及其他相关控制变量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发现,目前金融规模扩张不利于经济增长,而改善金融结构,降低银行集中度,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在银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会增加银行业内部的竞争,促进经济增长。直接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尚不显著。稳健性的检验支持了此结论。对金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金融规模和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一定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存在最优的金融规模。此外,改善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贸易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中国的金融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偏大?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给出一种合理的理解.如以货币化率作为金融规模的代理变量,中国畸高的货币化率(M2/GDP)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试图从社会保障水平和金融资产结构的角度,理解中国货币化率过高的原因。基于60个国家1990年至200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提高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金融资产结构单一限制了居民和企业的投资选择，银行存款成为安排金融资产的主要渠道,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过高的M2/GDP比例。多种稳健性的检验支持了此结论。还发现,人口结构、财政赤字、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也是影响一国M2/GDP的重要变量。研究结论表明,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建设,有利于优化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