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它上承秦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下启宋元的大一统局面,博采众长,显示出异彩纷呈的文化特点。到唐代时,社会繁荣昌盛,与外国往来频繁,许多使臣和商人来华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而胡俑正是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本文主要通过对黄河中游晋陕豫三省,北朝隋唐时期出土的胡俑数量和类别进行统计研究,来探求此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以及交流的具体方式和细节。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在引言部分,对“胡人”这一概念提出界定,指出胡人的内涵随着历史更替在不断扩大。文章第一部分,对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壁画、金银器以及瓷器上的胡人形象进行了数量统计,从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出土的胡俑数量最多,河南省次之,山西省最少,反映出一定的地域特点;而三省中均是唐代的胡俑数量最多。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基础,文章主要对这些胡俑进行了考古类型学分析(即对类别和区域的分析),把胡俑分为镇墓类俑、出行仪仗类俑、伎乐类俑、侍从类俑和其它类俑五个大类,每个大类下又细分为若干型和式。从对胡俑的分区来看,首先以都城和陪都为中心的地区,发现胡俑墓葬最多,胡俑种类也多样;其次,城市交通要道处,发现的胡俑以骑马、牵驼类侍从俑和胡商俑为主;最后在乡村地区少见或不见胡人形象。第三部分,通过胡俑来反映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首先通过围屏石榻上面的胡人图像、历史文献与墓葬中出土的胡俑进行国别对比分析,国别的扩大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其次,以贸易来体现中西方交流的具体方式,贸易形式有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和互市贸易,贸易的特点由最初的边境贸易转为都城贸易;最后,以服饰来凸显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细节,主要分为鲜卑胡服和西域胡服。文章最后为结语部分,在总结前几章内容的基础上,指出文章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