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框架，以经济危机为背景，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乘数、财政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金融冲击及各自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二章考察了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估计政府支出乘数时所不能忽略的三个重要因素。本文首先根据政府支出对总体经济所起的作用对其进行了分类，分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其中，政府消费性支出直接进入到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影响行为人的福利。而政府投资性支出则通过资本积累形成政府资本直接进入到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作为不受企业控制的要素投入影响经济中的总产出。然后，通过求解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得到关于政府支出乘数的闭式解，以此来说明区分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求得的表达式进行比较，发现长期的政府投资支出乘数和长期的政府消费支出乘数完全不同，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对产出的影响机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两种不同的效应导致的: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政府消费的埃奇沃斯互补性（替代性）。此外，本文还通过以上建立的简单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规则内生性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忽略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内生性会对长期的政府消费支出乘数和长期的政府投资支出乘数估计造成严重的偏误。理论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研究政府支出乘数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时，不能忽略政府消费的互补性（替代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财政政策规则的内生性。为全面、综合地考察这三种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本文在简单的理论模型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大型的DSGE模型，并引入了这三种重要特征。利用目前流行的贝叶斯方法，本文估计了包括基准模型在内的八个模型，这些模型分别对关键参数施加不同的零约束，以对不同的效应进行比较。基准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关键参数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的互补（替代）程度显著地异于零，且为负;关键参数政府资本的产出弹性也显著地异于零，且为正。这说明我国经济中存在明显的政府消费互补性和政府投资正外部性。此外，对不同模型设定的边际数据密度进行比较发现，基准模型得到的边际数据密度值最高，这表明本文所选择的基准模型设定是最优的，这种设定下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最好，即存在政府消费的互补性、政府投资的外部性和财政政策规则的内生性能最好地符合中国的现实经济。利用贝叶斯估计的结果，本文计算了我国的长期政府支出乘数，其中长期的政府消费支出乘数为0.7904，长期的政府投资支出乘数为6.1130。为研究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解释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作用下模型的传导机制和动态特征，本文还对基准模型进行了脉冲反应分析。结果发现，政府消费冲击在短期内由于政府消费的互补性会挤入私人消费，但长期内会挤出。负的财富效应还会挤出私人投资，劳动供给也会相应的增加。其对总产出的影响结果为产出有所上升。当经济系统面临政府投资冲击时，在最初的时期里，负的财富效应大于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会挤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劳动供给也会增加。但在随后的时期里，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私人消费、私人投资和总产出都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也说明，政府消费冲击和政府投资冲击对总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完全不同，需进行区分。　　第三章分析了财政政策中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现实活动中。不仅仅是家庭要考虑不确定性以对未来进行规划，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也会对不确定性加以考虑。本文首先对财政政策中的财政规则建立时变波动模型，并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出财政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冲击，然后将估计得到的过程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系统地分析财政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和平均税率过程存在明显的时变波动性;引入不确定性冲击后的模型比没有引入不确定性冲击的模型能更好地模拟现实经济，前者能解释产出波动的近90％，这也说明不确定性冲击的重要性;财政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冲击能对总体经济造成持续性的缩减:产出、消费、投资和劳动时间均有明显的下降并在多个季度过后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的下降幅度近2％。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四章对金融冲击展开研究。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突出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也让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在对宏观经济建模时不能忽视源自于金融市场上的冲击和摩擦。如何从数量上测度影响企业借贷能力的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性，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解释或预测金融部门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对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后果。首先，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占比在趋势上呈现出逐渐下降的态势，在经济周期频率上呈上下波动，且波动十分剧烈。这说明我国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压力越来越大，可获得的贷款越来越少，而且企业的借贷能力由一个强制约束所限制，该强制约束受到随机扰动的影响。另外，对金融机构贷款总量这项数据分析发现，实际贷款余额波动与实际产出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这说明信贷供给可能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摩擦会影响到企业真正获得的贷款。在利用金融数据得到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一些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接着来考察金融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数量上的影响。我们建立一个标准的包含有多种冲击来源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然后对该结构模型进行贝叶斯最大似然估计以得到关键参数的估计值。该模型最关键的假设在于厂商贷款时面临一个强制约束，而且该强制约束受到外生的金融冲击的影响。此外，本文尝试在该经济模型中引入五种实际刚性，这五种刚性分别为:消费习惯、可变资本利用率、投资调整成本、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权益支出调整成本。冲击来源除金融冲击外，还包括中性技术冲击，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和工资加成冲击，加入这些冲击的原因在于这些冲击在已有的文献中被证明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非常重要，而且将更多的冲击加入到模型中也可以更好地考察金融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最终，通过方差分解得到:金融冲击是驱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它在解释产出增长、投资增长、债务增长、工资增长和就业的波动方面体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存在其它多个冲击，金融冲击仍然能够解释近我国80％的产出增长波动。进行脉冲反应分析时发现，金融冲击能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会使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出现大幅下降，经济陷入到旷日持久的衰退期。　　第五章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