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范围的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受关注。多轮贸易谈判大幅度削减了全球范围的关税水平,但逐渐兴起的非关税措施给贸易自由化进程带来了新的阻力,非关税措施不仅在全球范围引发了诸多贸易冲突,还让许多出口国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种类繁多的非关税措施极具隐蔽性,它对贸易的影响很难被量化,导致非关税措施很容易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因此,量化非关税措施的影响对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探讨国外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概况,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量化分析非关税措施对典型的中国出口农产品的影响,为提高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和农产品贸易谈判提供决策依据。　　 首先,本文计算了中国出口农产品受非关税措施影响的频数比率和覆盖率,这两个指标有助于了解国外非关税措施对中国出口农产品影响的概况。2004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数据被用来计算频数比率和覆盖率,出口农产品包含31大类(848小类),中国农产品的进口国有98个,非关税措施通报数据源自Kee等(2006)对TRAINS数据库的整理结果。结果显示,中国绝大部分出口农产品至少受到了一个进口国的非关税措施的影响,仅有极少数产品没有受任何进口国非关税措施的影响。受非关税措施影响最广泛的三大类农产品是鱼及其它水生动物(HS03),肉及其它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HS16)和肉及食用杂碎(HS03),这三大类产品的出口值在中国出口农产品总出口值中占有相对较大的比重。从农产品进口国的角度看,中国农产品只在极少数进口国没有受到非关税措施的影响,但这些进口国并不是中国出口农产品倚重的市场,日本、美国、德国和俄罗斯等中国农产品主要的进口国的非关税措施却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　　 其次,本文评估了非关税措施(尤其是以氯霉素最大残留标准为典型代表的非关税措施)对中国蜂蜜出口的影响。在回顾1996—2009年期间中国蜂蜜生产和出口情况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可能影响中国蜂蜜出口的主要贸易壁垒——关税和氯霉素最大残留标准在各个主要进口国的差异,最后构建了一个包含氯霉素最大残留标准的引力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蜂蜜出口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氯霉素最大残留标准确实已成为制约中国蜂蜜出口的较重要的的因素。　　 最后,本文引入更详尽的指标(三类主要农药的最大残留标准和农药最大残留标准的覆盖范围)实证分析了非关税措施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本文先回顾了1996—2009年期间中国茶叶生产和出口的变化趋势,接着介绍了主要茶叶进口国对进口茶叶采取SPS措施的情况,并介绍了主要进口国茶叶农药最大残留标准的覆盖范围和三种主要农药的具体残留标准的变化趋势,最后以31个主要进口国1996—2009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引力模型实证分析SPS措施对中国茶叶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药最大残留标准(硫丹,氰戊菊酯和氟氰菊酯)给中国的茶叶出口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此外,进口国规定接受检验的茶叶用农药种类数越多,中国的茶叶出口越少。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中国应加强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监管,提高出口农产品在质量方面的竞争力；(2)建立更完善的非关税措施通报和预警系统,使出口商和生产者及时了解进口国采取非关税措施的信息,降低非关税措施给农产品出口带来的风险；(3)增加对非关税措施数据库建设的支持力度,以提高非关税措施量化分析的研究质量,为贸易谈判提供高质量的决策依据；(4)积极参与农产品贸易谈判,努力消除藏匿于非关税措施背后的贸易保护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