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对私人经济部门管制的逐步放开，导致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在克鲁格曼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性要素的投入，更多的是基于中国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但是，对于处于经济与社会制度双重转型、通过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中国来说，中国企业家的行为特征与能力是否呈现地域的差异与多样性?是否与当地的内生或外生制度环境存在某种相互的特定影响过程?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具有理论层面、更具有指导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苏南和浙南两个地理上距离相隔较近的地区，是中国最早实行经济发展的两个典型地区，民营企业的大量兴起是与这两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对当地企业家精神的有效激励分不开的。一个更为细致的发现是，这两个地区的企业家行为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这种地区因素导致的企业家行为的差异，是否与当地内生与外生的制度环境有内在联系?这正是本文试图探索的中心。我们认为，企业家具体的行为表现必然受特定的制度条件的约束，正是这种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导致了企业家行为的差异。本文所做的工作是在中国式的鲜活的研究素材中进行不同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家行为的比较制度分析。　　 本文以苏南和浙南发展模式下企业家行为的比较制度分析为研究对象，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问题，揭示出选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就现有国内外有关企业家行为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梳理。国外的研究侧重于从职能的角度界定企业家行为，强调文化价值的作用。国内有关研究指出企业家行为因根植于具有强烈制度变迁性质的经济转轨过程而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第三部分，建立企业家行为的比较制度分析框架。我们选取在现实中影响企业家行为最大的四个制度进行论述，分别是产权安排，文化信念，社会自治结构和政府干预。产权构成企业家行为激励的核心，政府行为、社会自治结构构成影响企业家行为的社会网络，文化通过建立信任基础和实现信息共享对企业家行为产生影响。第四部分，将第三部分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代表苏南和浙南发展模式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经济史中。一方面分析了产权变迁，文化信念，社会自治结构和政府干预的特点，另一方面得出企业家行为的特征。第五部分是结论和建议。(1)由于最初所处的制度不同将导致不同的企业家行为，并且制度本身的自我强化功能会引发路径依赖；(2)产权的清晰界定是重要的，产权构成企业家激励的核心；(3)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可以不起作用，减少对社会资源的掠夺和占有，腾出更多的空间让企业家有所作为。(4)注重民间社区治理结构的建设有助于企业家创业的成功，对企业家行为的实践是一种积极的鼓励。(5)地域历史文化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