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在西方社会为应对现代工业技术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负效应的呼唤下产生。生态伦理学以承认自然生态的基本权利和价值、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关注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为其核心理念。早在17-18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想浪潮就最早提出了保护自然、珍惜生命的口号,而西方生态伦理学的正式产生则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情,其标志是美国哲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学”。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得了蓬勃发展。20世纪中叶爆发的人类近代以来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生态伦理学兴起的全新科技时代背景,正是这场新的革命不仅展示了一副全新的哲学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建构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和信息思维方式。信息哲学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诞生的一种全新时代哲学,它提出了一种关于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理论,并且把自然价值和信息价值的维度引入了关于价值伦理问题的考察。　　生态伦理学的出现与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有直接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起源于西方文化,从古希腊时代到基督神学再到文艺复兴直至工业革命时期,在西方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子。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了西方工业大生产的精神理论支柱。在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古老传统中,有极为丰富的朴素生态伦理思想,其核心是珍惜、保护、合理利用自然,旨在,在尊崇自然为第一地位的前提下,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古兰经》是伊斯兰文化的最高典籍和灵魂精髓,朴素的生态伦理思想也早已蕴含其中。　　从信息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考察,要解决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问题,仅仅针对生命的保护,以及动物保护主义的思想是片面,狭隘和幼稚的。因为,在自然生态正常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杀戮和肉食,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保持在一定比例的合理状态正是自然生态发展的合理诉求。只要明确自身在整个自然食物链中的合理地位,在不破坏和有利于自然食物链正常保持和合理发展的前提下,人类在维持自身生存时无论是采取素食,还是肉食的方式都是合理的。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危机的性质绝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生物、个别生物种群的生存状态等方面。对于一个系统而言,重要的是维系该系统存在和发展的整体组织结构、关系模式是否有利于自身的自组织进化的演化。在系统自组织演化的过程中,个别要素的退化或绝灭可能对系统的整体演化路径造成严重的破坏,也可能相反,成为新的有序进化的契机。地球生态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机械的静态模式,而更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动态变化的生态环境是向有利于地球生命进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向相反的、阻碍甚至破坏地球生命进化发展的可能性的方向变化。要拯救当前人类所面对的生态危机,必须从生态系统的整体信息关联构架、整体信息反馈环路的良性维持和构建的综合层面上考虑,当然,这其中必然会包括对相关生态子系统的恢复、改善或重建,也包括对人自身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规范、约制和改变,以及对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限制和调控。　　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基础理论缺失的困境。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西方价值哲学不可能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提供合理的理论支持。信息价值论的相关理论把自然的、演化的、历史的、信息的、全息综合系统相关的观念引入了对价值问题和伦理问题的考察,从而为当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信息价值论的理论还能够为人类所追寻的信息生态文明的新的社会发展形态和相关理念提供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