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张爱玲40年代文学创作谈起,试图梳理1947年张爱玲关于电影剧本创作的线索和脉络。《传奇》这一本书的出版(1944年8月15日)总结了1943-1944年之间张爱玲小说的成就。此书在上海沦陷区时期的文坛之中成为了传奇(4日内售尽,九月再版),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发迹的上海文学期刊谈起,分析文学生产的脉络跟造就这个文学脉络的文化场域,透过文学生产脉络,审视场域之中由编辑(出版社)、作者、与读者,所构成的文化主体。　　 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创作,一向有着强烈视听文化内倾的特质,书写题材围绕着都市底层“普通人”的故事。1947年前后,文化机构再度面临转型与消解的危机,作家同时也到了必须要自我定位与被定位的时刻,张爱玲在战后文化圈的整合引导之下,以山河图书公司为主,进行图书出版与小说发表的文学创作活动(1946年12月出版《传奇》增订本,试图再造传奇)。而后更是与相关人士龚之方及桑弧合作,选择了“触电”的方式,用“张爱玲”作家身份打造出的剧作家招牌,经由自我角色设定与认同的过程,通过另一个艺术媒介的呈现书写文化主体,调整了作者所关怀与实践的角度。　　 从电影《不了情》到《多少恨》的改写之中,体现了作家对于文本的再思考。关于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呈现,张爱玲有意识地将其传统文化涵养与艺术背景,透过电影画面中桥段与细节的安排,在文本之中做出表达。进而理解到艺术形式语言表达的个中差异之后,撰写《太太万岁》,以喜剧剧本表达出反思之后的艺术呈现,并以此剧成为了其后剧本创作的原型。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之中,除了结合了承自其小说创作的风格——“浮世悲欢”的美学基础,以及与导演桑弧一拍即合的电影观,创作出《太太万岁》这个高度成熟的喜剧作品。　　 第二章要讨论的就是张爱玲涉足电影剧本创作的内、外成因,以及从文学生产到电影制造的尝试过程之中,她如何通过改写自己的作品来拆解自己对于电影原有的想象,反思电影艺术的表演性,找寻另一个艺术表达的可能性。在叙事的表现上,通过镜头语言(电影呈现)将自己的剧本文本定位在一个被诠释的位置之上。　　 张爱玲与桑弧两个人在过去彼此各自的作品之中对于小人物的描绘都着力甚多。在两人合作的第一部作品《不了情》,以命定的爱情悲剧,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过度,家庭伦理在转型之际,男女主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面对到的挑战与选择。后来再度与弧桑创作出了《太太万岁》,这是一部家庭喜剧,以女主角的谎言与谎言的破局来制造笑料,戏谑背后更形象着弄堂中的许多角色,藉由这些角色在镜头前的般演与互动谱成了电影之中对于市民阶层的微观临摹。两部电影展示了张爱玲以上海都市中的市民为主体,对此一书写对象所做出的不同诠释。都市文化除了是被诠释的主体,也是诠释张爱玲文本的它者。迥异于小说苍凉华丽的风格,在电影里透露更多的是关怀的温馨感,给予阅听大众更多主动的想象空间。文字的指向性消失,藉由镜头更为客观的塑造出中产阶级人物原型,却反而更贴近于市井中温情的表现。当时的评价是二分的,有为张爱玲过去的作家名气与文采顷心的忠实读者,也有针对于在战前所进行的文学活动跟私生活有所非议,进而径行批判的。(1943年)期刊编辑以文字烘托张爱玲形象,(1947年)电影公司透过行销手法复制此一形象。在期待与批判的这两个声音之中,电影公司以宣传手法表达了对于其剧作之信心,阅听大众也以票房来证明他们从未遗忘过这位作家。但是在《太太万岁》上映之后的两年间张爱玲又再度封笔,1947年的小说创作也仅仅有两篇,甚至其中一篇是发表在小报之中,显示出当时其处境之艰难。　　 《太太万岁》与《不了情》对话本的出现,本是在剧本散佚与电影难以取得的基础之下,还原而成的。张爱玲在《太太万岁》对话本出现之后,曾经提及对读者而言剧本文本的阅读是更需要主动的想象力,然而这个对话本的还原,反而碎裂得使阅听大众不明究理。因此,最后一章第三小节中,我想延伸讨论关于对话叙事中表演性的塑造。藉由对话本(整理者在文本中语言文字的错位)、导演(电影的镜头语言)与原著作者(剧情的铺陈),三个不同的面向,在都市公寓中景观式的镜头之下,以这样一个高度所临摹新市民阶层,演绎三者对话与叙事的表演性(型塑“自己”)。进而理解1947年张爱玲藉由作家身份转换的实践价值,与其文学作品与剧本创作如何完整作家创作生涯中多面向的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