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发展滞后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那么，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选择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大城市重点论和小城市重点论之争，主要是围绕单个城市的规模展开的。然而，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呈现出一种城市数量过多，但人口规模不足的格局，这些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体系。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发展大城市或小城市的发展，而要从城市规模分布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时，关键的问题是: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城市居民是要进一步集聚在个别大城市中，还是要散布在众多的中小城市中？或者说，什么样的城市规模分布在经济上更有效率？这个问题，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本文旨在对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并据此为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提供参考，是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相关研究的推进和补充。本文的核心议题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这些议题都是围绕城市规模分布展开的。其一，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是什么？这构成了本文分析的起点。其二，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有什么经济影响？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我们构建了一个有理论基础的实证框架，识别了城市规模分布影响整个城市体系的外部性，进而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机制，并利用城市首位率等指标体系综合考察了城市规模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另一方面，考虑到地区经济的活力与其吸纳的企业有关，结合异质性企业选址的研究前沿，我们对城市规模分布与地区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其三，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利于弄清楚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判断它要“到哪里去”。关于这个问题，除了检验一些理论命题之外，我们还着重分析了体制或政策因素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规模限制政策的逐渐放松，大城市的发展加快，但整体上仍然是中小城市多，大城市少的格局，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集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推进首位城市的扩容。城市首位率与劳均实际产出之间是一种倒U型关系。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开始，城市居民向首位城市集中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时，集中有利于知识外溢。随着经济发展，当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达到某一最优水平之后，如果城市居民仍向首位城市集中，这将带来高昂的成本和拥挤，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首位城市率只刻画了城市体系中首位城市的相对规模，赫芬达尔指数则包含了全部城市的信息。从赫芬达尔指数上看，在考察期间大多数省份的城市规模分布变得更为“均匀”了，这是新的大城市摊薄了原有大城市居民份额的结果。这些新的大城市主要是由中小城市，特别是中等城市成长而来。对于大多数省份而言，需要有一批条件合适的中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这样的一条发展路径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当然，大城市数也并非越多越好，过多的大城市可能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在大城市内部的结构上，首位城市和其它大城市保持适当距离、但大城市规模逐渐趋同的城市体系将会更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第二，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与该地区吸纳的企业的类型有关，而后者受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城市规模分布影响了整个地区上集聚经济的净效应，这会影响异质性企业的选址行为，最终决定了地区的企业生产率分布。但是，上述机制的作用受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城市规模分布相同的情况下，市场化程度高的省区更可能发挥出集聚效应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探索城市规模分布与企业生产率分布的关系，我们还考察了单个城市的情形。考虑到不同城市在行政级别的差异，并考虑到省会城市在省区上的地位，我们选择省会城市作为分析单元。结果表明，省会城市的相对规模将影响其集聚经济的净效应，进而影响其吸纳的企业的生产率分布。当省会城市的相对规模从小到大逐渐增加时，在一定阈值之前，集聚效应占主导地位，这时，企业生产率分布更为左偏，而且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更大;超过某一水平后，由于集聚经济带来的净效应减少，这时，分类效应占了上风，企业生产率分布更可能趋向于一种右边拖尾的状态，同时，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将变小。　　第三，运输成本、对外开放、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体制和政策因素共同塑造了我国的城市规模分布。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体制或政策因素的影响。从政府干预的方向看，政府干预强度越大，城市规模分布越趋于分散，大城市居民数占比和大城市数也较少。这说明，在考察期间，资源行政性配置的结果是妨碍了要素流动的，不利于集聚。当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时，这种干预可能减少，因此，大城市居民数占比和大城市数都随之增加。此外，从地方财政支出的偏倚看，往个别城市倾斜的财政支出将促使居民向那些受偏爱的城市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