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批判/修辞研究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1983-2009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若干再现农民形象的小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春晚小品究竟再现了何种农民形象，以及这种再现反映了何种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发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通过特定的节目生产、审查机制再现了一种“春晚农民”的标准形象：“他们是普通中老年男性农民，生活在全面奔小康的农村中，有更多的文化/精神层面的追求，并且得到党的好干部和城市人的热情关心和帮助。”其再现的核心是：“歌颂美好生活、合法化现实”的国家意识形态传声筒。而这种“春晚农民”的再现核心，贯穿整个春节联欢晚会中农民形象的变迁：从80年代春晚中“勤劳致富”的农民到90年代“道德标兵、进行说教”的农民，再到新世纪“全面进入城市、投身市场，并和城市取得和解”的农民；而这一变迁实则反映了改革开放后“新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市场/资本力量)逐渐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同时，作为春节联欢晚会“常青树”的赵本山，其“赵氏农民”所反映的“丑角-正面农民-痞子”这一转变过程，深刻体现了春晚“文化霸权”的运作机制。不论是春晚小品中再现的“春晚农民”的共性，还是“赵氏农民”的特性，都深刻体现了春晚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定组成部分所执行的“新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功能。而农民，就其在现实中和在春晚中的地位而言，也只是“新意识形态”的一个边缘出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