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前言、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又可分为五章。　　前言部分主要介绍澳美关系的研究动态，列举了澳美关系研究中几个主要的争论性问题及其澳美学界的主要观点;提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阐明了本人在一些争论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并在前言的最后交待了本文采用的主要论述方法以及引用的资料情况。　　第一章是“背景”部分，即澳美关系的起源。这是全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与美国之所以在1951年缔结同盟关系，固然有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美两国关系的不断接触在同盟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澳大利亚之所以与美国缔结同盟，是因为安全因素所致，而安全意识却源于20世纪初对日本的畏惧。所以，本章列举了这一过程中的三步曲。第一步就是1908年美国白舰应邀访澳。这一事件突出了澳美两国初步的防务联系以及两国之间存在某些有利于建立更加密切关系的基因。第二步是澳美建交。这是澳美双边关系中的重要事件，为澳美发展直接双边关系打下良好基础。第三步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方建立的军事防务同盟关系。这种临时性且目的性很强的同盟关系，是未来双方防务合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第二章为“二战后澳美关系的磨合”。这一阶段澳美关系呈现不冷不热的特征。双方不仅在地区及国际性问题上的看法不尽一致，而且在双边关系中的马努斯岛基地的使用和情报交流等方面的认识也存在分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战后澳美两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都处在调整阶段，美国更加关注欧洲事务，而澳大利亚也试图在地区及国际性事务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二是澳英传统关系犹存，对澳美之间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建立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随着冷战在亚洲的全面展开，澳大利亚身不由己地卷入冷战之中，澳美合作也因此出现转机。朝鲜战争成了澳美之间消除误解、加强合作的一次机会，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后澳美在防务领域的又一次合作，是澳美同盟关系建立的前奏。　　第三章为“澳美依附关系的形成”。这一部分阐述了澳美同盟关系形成的背景、标志及其运作规范，指出澳大利亚寻求太平洋地区安全条约以及美国与日软和平的战略是澳美双方走到一起的原因。《澳新美同盟条约》是澳美同盟关系形成的标志或者说是双边同盟关系的指导性文件。由于这是一个折衷的条约以及双方对条约抱有不同的期望，所以，本章较深入地分析了该条约的局限性以及该条约在澳美两国引起的不同反响，在此基础上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澳新美同盟条约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基石，但只是美国实施全球战略而缔结的一系列双边协定之一。此外，本章还强调了澳新美同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次规范同盟运作的会议，它所确立的同盟运作规则实际上反映了这一同盟的性质及其前途。　　第四章为“澳美依附关系的考验”。澳新美同盟缔结至越战前夕是澳美双方对同盟条约的认知阶段，也是对同盟关系的考验阶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本章分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澳新美同盟的关系。就澳大利亚来说，这两个条约组织都是旨在密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强化美国对澳大利亚的保护责任，有利于澳大利亚构筑“向前防御”战略。本章对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以及6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等事件对澳美同盟关系的影响作了较为客观的解析，指出双方在这一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对日后同盟关系的定位及其走向起了导向作用。　　第五章为“澳美依附关系的发展”。本章主要是围绕着越南战争的主题而展开的。澳美依附同盟关系在经过50年代中后期的考验后，便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合作阶段。为使澳新美同盟条约的保护承诺不致于变成一纸空文，澳大利亚竭力抓住一切机会去赢得美国的好感与同情，如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下参加了声援美国的越南战争，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建立所谓的联合军事基地等。所以，70年代前，澳大利亚追随美国的外交和防务政策，虽然不是出于澳新美同盟的条约义务，但却强化了澳美之间同盟关系的概念与存在。本章还对70年代初威特拉姆所推行的外交新政策进行了评估，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威特拉姆的新政策是对“尼克松主义”的一种反应，但澳美依附同盟关系并不因此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结束语部分主要剖析澳美依附关系较为顺利发展的原因。澳美依附关系顺利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安全问题导致澳大利亚两大党在发展澳美同盟关系重要性方面的认识几乎保持一致，这是澳美依附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二是澳美之间存在一些有利于沟通与了解的特殊属性，比如相似的民族经历和文化传统、共同的价值观念等。这些因素可以称之为两国间发展同盟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