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如何以较为合理的成本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已成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面临的新课题。本文是在中国加入WTO和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以国有粮食储备企业的改革为出发点，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对比分析法和计量经济模型，从储备制度、储备规模、粮食物流、加工和科技等方面分析了储备成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储备粮作为纯公共品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资，兼顾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维护种粮农民利益等职责，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与一般商品有所不同，包括购销调存和轮换实行计划管理，财务管理采取包干制，轮换经营完全面向市场运作，中央和地方储备粮实行分级管理等等。储备粮作为纯公共品的特性决定粮食储备需要政府给予补贴和提供政策支持，这是分析储备成本构成的前提和基础。从储备成本的形成过程看，储备粮收购和储存期间不仅要发生费用支出，还要发生利息支出。由于体制不顺，中央和地方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混乱，职责不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至90年代末，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系数虽然很高，但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财务挂帐大幅度增加，我国粮食安全水平实际处于不经济状况。　　2000年后实行的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制，从制度上真正建立了储备粮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理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调动了代理人的积极性。但因制度设计本身不够完善，加上认识上的偏差，目前储备粮管理中的委托代理行为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首先明确粮食储备制度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存在不同的目标，然后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委托代理中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粮食储备管理中的委托-代理模型，以显现在“国家-中储粮-代储企业”二重委托-代理框架下粮食储备成本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努力程度影响系数固定的条件下，代理人努力程度是激励系数的增函数，与固定报酬无关。因此，委托人要确保储备粮的安全，必须将代理人的费用补贴与其经营业绩挂钩，降低与经营业绩无关的固定报酬比重，提高与经营业绩相关的激励报酬比重。委托人应该通过制度设计，使代理人有更多的信息披露、同时强化对其经营过程的监管，以此提高努力程度影响系数。同时还应该考虑适度提高代理人的风险承担能力，降低其风险暴露程度。　　粮食储备规模与成本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但实际上储备规模并非越小越好，粮食储备规模的大小必须与粮食安全水平结合考虑，因此如何以最小的储备成本来实现最大的粮食安全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利用购销市场化改革后供求关系确定粮食价格的市场机制，首先应用生产者消费者剩余和预期效用的理论和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示粮食储备的必要性，测算了因粮食储备使价格稳定后对社会产生的经济效益。然后采用两个目标的粮食储备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有关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研究了2007-2020年我国粮食储备规模和安全系数之间的互制关系。最后，结合目前实行的分级管理粮食储备制度和国际贸易理论，论述了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储备制度和利用国际市场调剂国内粮食需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粮食物流设施的改善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降低粮食储备成本至关重要，由于没有形成粮食现代物流的完整体系，加上粮食流通仍以传统的包粮运输方式为主，导致目前我国粮食跨区域流通不畅，成本偏高问题十分突出。本文利用现代物流规划理论，结合全国粮食跨省流量的分布，分别对未来十年全国及各通道跨省粮食流量、全国粮食供求总量及进出口、散粮流通比例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对粮食物流设施投资及效益进行了估算和分析。结果表明，物流设施条件的改善对提高粮食流通效率，降低粮食物流成本成效十分显著。针对目前我国粮油加工业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结合有关案例分析，本文提出要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提高设备利用率，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具备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储备粮的轮换建设适度规模的加工厂，以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和经济效益。通过对科技储粮项目投入产出比的定量分析，证明了实施科技储粮食不仅可以改善粮食品质，而且还可以有效降低储粮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