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大公报》三十年代“文艺”副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的考察，并从中总结出这个时期的办刊风格即“京派”风格，从其主编沈从文、杨振声、萧乾到主要作者均为“京派”中人(“京派”以1933年沈从文执掌主编“文艺”的前身《大公报·文艺副刊》为流派确立的标志)，而“京派”所追求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理想直接影响到这个版面的审美取向。 随后本文就该副刊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分析，短篇小说是《大公报·文艺》副刊承载面最宽的一个文学形式，它囊括了主要的“京派”作家，并且以其包容的姿态接纳了很多来自左联的作家和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家的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京派”在“文艺上的宽容”。《文艺》上刊登的小说有其一定的评判标准，即以关怀的目光去体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苦难与不幸，并在这些不幸的生命中闪烁出人性的光辉，寄托了作家对纯洁美好生活的向往。 短篇小说的形式自由活泼，风格多样，在有限的空间中阐释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无限理解，因此也被看作是历史片段、人生“横截面”的记载，它更加考验作家挖掘和利用素材的深度和效率，因此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