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严重，性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为了防控艾滋病，我国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针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也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是我国的艾滋病感染率还在不断上升，这就表示了我国在艾滋病防控工作方面仍有不足之处。所以探讨我国现阶段艾滋病防控策略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以昆明市四城区低层次场所的“小姐”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他者化”、后现代权力观的相关知识，从“小姐”身份和身体的建构过程去透视艾滋防治策略与主流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首先，本文分析“小姐”是如何被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经济、政策法规建构起来的。接下来，在艾滋病防治语境下，“小姐”的多面性、不同身份的“小姐”以及项目中不同身份的“我们”获得“他者”---“小姐”的相关信息时发生的碰撞，以及这些碰撞对我们认识和“小姐”时产生的影响。然后，分析在具体艾滋病防治项目中究竟产生了哪些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与主流对“小姐”身份和身体的建构关系如何。最终反思，“小姐”作为社会文化的另类符号，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