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期的学术主要以考据学为主,而戴震是乾嘉考据学的主要代表人,他的哲学引领了清代哲学发展的潮流。戴震治学的主要方法是训诂考据与义理阐发相结合,他将“由训诂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应用至其哲学体系当中,从而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新义理学”,可以说他的哲学是宋明理学内在理路的另一种发展。《中庸补注》充分体现了戴震这一治学方法。在形式上,《补注》是对郑玄《中庸注》的补充,但在思想上,则主要是对朱熹《中庸章句》进行反驳。《补注》在戴震的诠释下,呈现出了与理学完全不同的局面,是戴震对理学反思和批判的成果,也是戴震反理学的先声。本文对《中庸补注》的研究是在结合郑玄《中庸注》的同时,通过与朱熹《中庸章句》进行逐条对比,充分展现戴、朱二者思想上的不同。论文主要分为四章:首章介绍了戴震及其《补注》的基本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郑玄、朱熹、戴震对“中庸”与“礼”这两个重要哲学概念的不同注释。郑玄认为“礼由中生”,以礼释中;朱熹认为“用中为常道”,偏重于讲“中”;戴震则认为“庸乃中之常理”,偏重于讲“庸”;第三章主要从道论入手,结合郑玄的注释,对比分析了朱熹与戴震不同的道论观。朱熹认为“道即理也”,“道兼体用”之功能;戴震则认为“道即人伦日用”,道可分为“天道”与“人道”;第四章从工夫论的角度展开,对戴震与朱熹不同的修养工夫进行了阐释。朱熹从“已发未发”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修养工夫;而戴震则把“戒慎”作为先天“尊德性”之修养工夫,把“致中和”作为后天“道问学”之修养工夫。总之,戴震通过对《中庸》的全新注释,将《补注》的终极哲学义理落在“人伦日用”之实上,阐发了其“补郑反朱”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