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实体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是随着我国量刑改革的实践而兴起并逐步深入的，从研究状况来看，尽管当前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的量刑实体规范化仍然缺乏理论的沉淀，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量刑根据的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等“实体规范”的内容尚存争议;从量刑实体规范化的效果来看，刑事案件的服判息诉率并未有明显的上升，部分地区因量刑问题上诉的案件数量较改革前反而有所上升。针对我国量刑实体规范化进程中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本文主要分四部分对其进行分析，在借鉴域外量刑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改革的缺陷提出完善意见。　　第一部分量刑实体规范化的基本范畴，概述量刑实体规范化的内涵，包括量刑实体规范化的概念界定、实质核心及其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考察域外量刑改革，并对其改革经验予以选择性借鉴。减少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共同方向，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两种量刑规范化模式为我国量刑实体规范化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思路，也为我国量刑规范化的未来道路提供了方向上的启示和指引。　　第三部分在阐述我国量刑实体规范化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改革存在的缺陷。其一，当前量刑改革确立的二元刑罚目的观难以解决报应和预防的二律背反问题，而正确的量刑根据之确立正是量刑实体规范化的实践前提。其二，量刑实体规范化将近年来的量刑失衡现象归咎于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量刑实体规范化转变为量刑文本的精密化。量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是一对范畴，前者代表形式正义，后者则凸显了实质正义。以实现司法正义为终极目标的量刑规范化，应当是一个“于灵动的法官自由裁量和僵硬的法律文本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一味追求法律文本精密化的过程。当前我国量刑实体规范化过于强调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压缩，事实上并未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第四部分针对当前我国量刑实体规范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借鉴国外量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意见，包括责任主义之引入和案例指导制度之构建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