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是当下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它决定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现实走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三农”议题进入了政府公共政策体系和大众日常谈资的话语语境。同时，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命题，“三农”也引起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问题意识”驱使着不同领域的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方式对其加以检视和分析。　　 “三农”问题集中体现在农民负担上。“农民负担”是一个历史范畴，亦是一个现实难题。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都与农民负担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存在，但其作为农村乃至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在明晰界定中国的“农民”和“农民负担”的前提下，纵观建国以来中国的“农民负担”现象共经历了大体上五个时期：合作化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改革时期--逐步确立市场经济时期--税费改革时期(至今)。而农民负担过重成为“问题”突出的表现在农村改革时期之后。首先是农民承担的费用和劳务，包括以资代劳，在农民们一年的纯收入中占据太高的比例；其次是农民税费负担以平均化方式交纳，在很多情况下造成负担的“累退”现象；再次是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内，变通实施各种各样的乱收费；最后是农民增收幅度逐年减少，反过来凸现农民负担沉重。国家对减轻农民负担非常重视，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这些显化的“农民负担”问题，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并伴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反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这一切对于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农民负担问题日渐突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公共政策远没有达到设想中的效果，“三农”中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直接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涉及农民负担的政策问题的形成、政策制定的情况、政策本身的质量、政策执行的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发掘政策效果不佳一些原因。进一步，穿过农民负担的“显性”层面，冲破对于“农民负担”的狭隘理解，力图找到“农民负担”与“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相关性，以及“农民负担问题”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逻辑联系。以此为分析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的起点，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农民负担问题”的成因，探寻十几年来我国在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制定上、执行上的偏差。并由此尝试着提出一种纠偏的方案和路径。　　 对于中国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问题的分析，一方面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问题复杂性、综合性、长期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给予我们学者专家一种启示，即在进行复杂的特定领域的公共政策研究时，应避免就事论事的，简单平面化的分析处理，而要深入挖掘公共政策问题所处的的制度环境背景，把握政策问题形成的实质性根源，如此探索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略才会合理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