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以来，中央权威式微，地方势力尾大难掉。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新疆亦是如此。国民党政府名义统治新疆21年（1928.6-1949.9），但实际只统治新疆5年，在1944年8月蒋介石调离盛世才之前，新疆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本文分为两篇，上篇探讨国民党政府如何控制新疆（1928.6-1944.8），下篇探讨国民党政府如何统治新疆（1944.9-1949.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忙于派系倾轧，本无暇过问新疆问题，但因1928年7月7日杨增新在新疆“七七事变”中被刺，金树仁利用陕甘籍官僚集团支持刚取得新疆政权，南京政府拟以新疆分省、武装部队入新、中央党部向新疆渗透力量等方式相机控制新疆。只是由于内地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阀混战开始及金树仁严密抵制中央力量渗透，南京政府的各项控制新疆计划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国民党政府只得承认金树仁的既得地位。　　1934年4月12日金树仁在新疆“四·一二政变”中被逐，攫取临时督办的盛世才羽毛未丰，国民党政府趁机谋取新疆:第一次派参谋部次长黄慕松以宣慰使名义赴新，利用久居半割据状态下的新疆各族民众盼望国家统一的真诚愿望，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以实现新疆最高权力从盛世才向黄慕松手中的转移;盛世才6月26日突然发动“六·二六政变”——枪杀亲南京政府人物、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迫使南京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第二次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去新疆主持盛世才等人的就职典礼，实际是要稳定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三位实力派的关系，使三方相互牵制，从而迫使他们进入南京政府为他们设定的运行轨道;盛世才当然不肯就范，以公然向马仲英寻衅方式打破南京政府的这一策略。南京政府撮合张培元、马仲英联合武力倒盛，盛世才以将来在新疆实行共产主义制度为条件争取苏联军事援助。苏联当然愿意在新疆建立亲苏政权屏蔽其中亚地区的安全，便两次出兵助盛打败张、马二部。盛世才至此以后走上亲苏道路，与南京政府彻底分道扬镳。　　军阀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可能是最缺乏思想倾向性的集团”，他们在制定政治计划等重要问题上，“不是根据个人的思想观点，而是根据力量的对比”（齐锡生语），“主义”不过是其获取外援的工具。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陷入困境，盛世才断定即令苏联获胜也不会一如过去有力量援助新疆，失去苏联外力支撑他无法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称改信“三民主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不失时机地采取控制新疆的各项步骤:拉拢盛世才内向、逐走苏联在新疆的经济、军事势力，以协助平定哈萨克族武装暴动等名义将部队开入新疆各战略要地，最终迫使盛世才就范去重庆就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国民党政府得以直接控制谋划达16年之久的新疆。　　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新疆之初，当务之急是在新疆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新疆各族民众在盛世才亲苏时期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蒋介石称其为“阻碍我党务之进展者至大”，指示要“纳新疆民众之思想于三民主义之正轨”，以建立专制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新疆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国民党政府要将其独裁统治自上而下延伸到新疆社会的最底层，便把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内地各省推行的保甲制度搬到新疆，建立起专制独裁统治的行政组织。民族压迫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搞民族同化，国民党政府也竭力在新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作宗族，说回、维、蒙、哈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同出一源”。高压政策必然会带来反抗，国民党政府在新疆建立起严密的监控体系:军队、警察、特务三位一体，行使着对人民的防范、镇压职能。（下篇第一章）　　苏联策动支持下的三区革命的发生发展，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苏联压中国政府给予新疆少数民族政治让步，麦斯武德等人又以“民族主义”名义索取政治资源。蒋介石武力镇压不了人民的反抗，只得让步:让少数民族人士广泛参与政权组织，给予少数民族人民各项民主政治权利，采取多项措施缓和新疆民族矛盾，以发展新疆经济的方式根本解决新疆问题等。但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如此“开明”，是想限制三区革命的扩大，并最终将战场上丢失的“三区”重新纳入其统辖范围。当国民党政府发现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并有足够的武力镇压人民反抗时，又旧态复作——继续对新疆人民实行高压政策，只是保留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某些形式作为政治的遮羞布而已。　　打打谈谈是国民党政府惯于交替使用的两手。蒋介石对三区革命的最初对策是武力镇压。不能如愿后开始寻求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途径。蒋介石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以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不干涉新疆事务等项条件，所以在与三区政府和谈时，国民党政府无论如何政治让步，但在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主权问题上丝毫不予通融，最终以和平条款形式规定将三区纳入其统辖范围。三区名义上归属省政府管辖，可事实上不肯放弃特殊化，国民党政府开始在新疆增加兵员、装备，与三区政府军事对峙，以待内地国共战场形势的变化。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全国各战场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又采取措施缓和与三区政府的紧张关系，以结束军事对峙状态。中国与苏联在实力对比上有着巨大差距，这导致国民党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对苏政策始终以妥协为主旋律，至多有时虚张声势玩弄一番以进为退的小把戏而已。新疆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美英对新疆问题较为关注，国民党政府便借助美英力量牵制苏联在新疆的活动。尽管国民党政府一向反苏，但顾及新疆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得不允许新疆奉行“亲苏”政策，因为“宗主国反对边远省份与其强邻接近及友好往来是愚蠢之举，这样做将导致极大的危险，有可能使边远省份成为强邻的卫星国”（胡适语）。（下篇第三章）　　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民众力量已经崛起，民族意识也由于苏联的政治影响而充分觉醒，这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赤裸裸推行民族压迫的方式不能继续下去，只能改弦更张变换统治手法，实现以中国传统手法为主治理新疆向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欺骗手法为主治理新疆的转变，新疆政策亦因此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国民党政府直接统治新疆的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走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阎的崛起，是一种新旧政治势力混合的社会畸形儿，它所建立起的政权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表现在新疆政策上即理论上混合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成分，事实上则为绝对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这一独裁地位决定着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制订基本体现了他个人的意旨。不管国民党政府在新疆如何变换统治花样，它的反动本质决定了新疆政策施行的结果，只能是政治更加黑暗，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