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全国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兴学堂、倡实学的教育改革浪潮,同时伴随着一场国人编译新式教科书的热潮。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同时也兼为统管全国新式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从而结束了总理衙门兼管新学堂的历史。虽然管理者对新式教科书的态度是谨慎的、保守的、被动的,但在一定层面上已经开始意识到传统读本的不足,认识到新式教科书的科学性,并尝试摆脱旧的编写模式,探索新的分科体系。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在客观上为普通教育向着系统化、规范化方面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新式教科书编译向着大众化、科学化演进提供了舞台。1905年中国历史上正式、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成立,明确了编译教科书的宗旨。该部附设的编译图书局,效仿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体例,编纂了中小学教科书,但教科书的质量受到各界诸多指责。所设立的教科书审定科,负责审查教科书。这一时期民营教科书出版机构的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形成官编和民编教科书两强并进的局面。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对前清教科书进行了批判,并积极建设自己的教科书,推动近代教科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教科书发展提供了新动力。1912年9月2日,教育部颁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同年9月13日,公布了《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各省图书审查会可依教育部审定之书自行选用,极大鼓舞了民编教科书的积极性。不过,由于袁世凯上台,颁布了一系列复古法令,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及其后一段时间里的先进教育理念,使情况逐步发生逆转。1914年1月教育部通令各省停止图书审查会,并公布《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在审查制度的宏观控制上及审查宗旨上较民国元年有了较大的转变。袁世凯政府的复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在政权更迭的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政权在教科书的编译中都极力凸显自己的强势。民营教科书出版机构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并不断调整自己与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为谋求一个有利的生存发展环境,各民营教科书出版机构都极力争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支持;另一方面,为推动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进程,始终秉持自己的编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