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聚焦传统农村经济社会、整理已有研究成果、进一步挖掘地方志史料，是当前中国现代史与中共党史研究所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就国内外关于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原中央苏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已有史学研究成果来看，既往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多从阶级革命的视野和思维出发，普遍地将该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状况描述为: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地权主要掌握在占全部农村人口极少数的“地富阶层”手里;无地或少地的贫民和佃农承租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需要忍受很高或甚高的地租剥削;清末民初中国农村地区较为常见和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则是地富阶层对佃农进行阶级压迫、“封建剥削”的重要工具和精巧手段;这种情形的地权与租佃状况，使得广大农民长期挣扎在困苦的边缘，也严重阻碍了“赣闽边”农村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已有的这些研究，尽管看到了传统中国农村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等不同阶层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差距及迥然相异的生产发展际遇，但阶级革命话语解释下的如是论断，既因研究视角单一而对当时当地农村地权与租佃状况有着片面或失实的认识;也因过度聚焦阶级矛盾而未能正视传统经济制度孕育和驱动下的农村社会内生“向富动力”及其社会现代化转型。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所进行的经济社会调研及其著名《寻乌调查》文本，尽管因处于阶级斗争烽火炽热的革命年代而更多凸显了阶级矛盾与对立的方面，但其同时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如实展示了当年“赣闽边”农村的土地关系、商业状况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等多个方面。　　因此，文章从解读《寻乌调查》文本及相关“赣闽边”地区地方志史料入手，在整理归纳学界相应研究成果及其观点纷争的基础之上，并以在整个“赣闽边”地区传统农村都“最具典型性”的清末民初寻乌为考察对象，分析认为:传统农村地富阶层占有的土地实际上不超过30％，且它们又会在不断的动态流转之中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而渐趋分散化，从而并不是高度集中的;其次是佃农耕种公堂及地富土地所需承受的地租比率，与既往观点所定义的高地租率相差较大，而且租佃双方理性选择和接受的这种适中的地租率水平还促成了互利共赢;再次是土地租佃制度因对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寻乌农村各项生产要素合乎时宜的配置，而成为农村民众各取所需的最佳选择，且促成了当年农村多元增殖财富的奋发局面;第四是以清末民初寻乌农村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农村真实地权、租佃情形与无处不在市场竞争机制的相得益彰，为当年寻乌等地农村经济发展孕育并激发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向富动力”，从而推动了农村内部生产发展要素的优化组合，也有效地疏解了农村的经济社会矛盾，进而全方位驱动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前行与悄然的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