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横空出世以来,以各种形式出现的选秀节目就在我国多家卫视频道风靡起来。但随着2011年7月由国家广电总局所颁布的用以针对省级卫视节目过度娱乐化的“限娱令”的出台,电视选秀节目也走向了低潮,直至2012年7月由浙江卫视打造的《中国好声音》再一次把大众的目光推向新一轮的娱乐选秀盛宴。　　本文以《中国好声音》为例,以节目播出流程为序从《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学员、座椅等方面出发进行分析,以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商业性、平民性、媒介性和娱乐性特点为理论依据,结合社会心理学的动机理论、群体心理理论等对大众文化背景下,我国选秀节目的大众文化特质和成因进行分析总结,并对我国目前选秀节目所呈现出的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全文主体按照《中国好声音》节目流程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好声音》的准备阶段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伴随着全球化传播成为可能,大众文化不断发展壮大,人们的文化消费观念不断发生着改变,大众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当代电视选秀节目的制作也趋向于大众化。以工业社会为背景的大众文化自从在中国产生以来就注定伴随着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作为这一时代的文化产品,《中国好声音》在“文化经济”的范畴中进行,生产的是快感和意义,受众消费的是注意力和时间。第二部分,着重从转椅、导师和“正宗好声音”三个方面展开阐述。一方面,《中国好声音》满足了受众的社会心理需求,使受众得到了心理快感、为“粉丝”提供了群体归属感,并使受众的移情心理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打破了以往娱乐节目所呈现出的过度娱乐化的局面,还原了娱乐最初的本质。第三部分,描述的是《中国好声音年度盛典》,这是一场全民性的狂欢。狂欢是人类生活中具有一定世界性和普遍性的文化现象,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明星与学员同台演唱意味着传统的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一方面,选秀节目通过狂欢化的形式满足了青少年无意识中不愿成长、回避担负责任的诉求,是一种责任的消解;另一方面,《中国好声音》还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安全阀,在受众观看时起到了提供受众释放和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