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为时代背景，以失地农民发展问题探讨为选题，立足于社区研究的整体性视角，从社区概念的界域、心理和行为三个方面描述了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一个失地农民安置区(莲花-社区)现实的社区形态。作者运用社区理论，同时借助由社区界域、心理和行为三个特征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对调查地失地农民在城市重构生活空间、重组社会联系和重获社会资源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影响该过程的因素展开了研究。　　 在研究中作者以“失地农民社区三问”的形式提出了三个假设，分别是：　　 Ⅰ.失地农民社区之问一，即调查地失地农民的社区界域特征假设：　　 在城市地域空间内失地农民是以熟识的邻居、亲戚和朋友为主要交往对象重构社会联系；同时为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失地农民在居住地域空间之外的社会网络开始形成。　　 Ⅱ.失地农民社区之问二，即调查地失地农民社区心理和行为特征假设：　　 调查地失地农民的社区认知受地域空间特征影响，社区参与意愿与其乡村经验有关，而其社区认同与归属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Ⅲ.失地农民社区之问三，即调查地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与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失地农民的社区心理包含其对城市适应性评价的内容，而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又影响到失地农民的社区行为。　　 研究结论表明，由于调查地失地农民是被动地、一次性、完全失地方式进入城市并由政府集中安置，因此他们原有社会联系赖以存在的乡村地域空间以一种非自然方式瓦解。在遭遇乡村生活空间解体历程之后，失地农民在城市安置区地域空间内以保留下来的部分地缘、亲缘关系重构起新的社会联系，但在当前，这种社会联系还不是一个能给予社区成员强情感支持和高信任度的社会联系。与此同时，失地农民在城市中超越于安置区地域空间基于其业缘来往、个人兴趣爱好圈以及特殊经历交往关系建立起个人的社会网络，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失地农民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有限且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偏弱。　　 在一个安置居住有6年的失地农民聚居区，失地农民社区是存在的，它存在于一个地域空间和社会网络相交织的范围之内。由于失地者适应城市社会生活所拥有的资源及能力有限，因此他们对居住地生活资源的依赖是强的，他们所建立的社会联系频繁地发生在居住地域空间之内，由此也表现出了失地农民对地域性社区较强的社区参与意愿、社区认同和归属感。尽管失地者的城市社会生活空间得以重构，但由于在城市中能给予失地农民更广泛社会支持的社会网络还未能充分形成，失地农民社区的具体形态由此表现出地域空间相对完整而社区社会网络相对残缺的特征。　　 研究还发现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和失地农民城市适应过程之间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它是体系与体系之间开放、沟通、影响和重塑的共变关系。调查地失地农民是基于失地前后生活境遇之比较而形成城市生活感知，其中包含了他们于新居地产生的社区心理要素。失地者的乡村经验影响着其城市适应性评价并对社区参与意愿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社区参与行为。失地农民安置区的地理设置和资源分布影响其重构社会联系的过程，为适应城市生活失地农民在地域和社会网络两类空间内逐渐形成了即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也不同于现代城市社区的特殊社区形态。失地农民社区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该群体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主观评价不仅来自于失地农民基于失地前后生活境遇的比较，更来自于失地农民对新居地的地域空间和社会网络所产生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作者基于调查地失地农民社区的地域空间相对完整，而社会网络相对残缺，以及失地农民社区形成与其城市适应相互建构这两项事实，以解决失地者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为最终目的，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为过程性目的，以解决其城市适应问题为基本目标，提出“社区重建”的途径选择。失地农民社区重建的操作策略是社区功能重建，社区文化重建和社区组织重建。社区的功能重建是帮助失地农民重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物质环境，包括居民住房、公共设施(包括文化娱乐设施)、生活设施和服务机构的建设；社区的文化重建是帮助失地农民重建起满足其认同与归属需要的社区社会环境；社区的组织重建是帮助失地农民重建满足其组织能力提升、公共参与需要的组织体系。失地农民社区重建的目标是帮助失地农民重构适合失地农民过渡型特征和现实需要的新生活空间，从而在城市中为重获社会资源解决其在城市中所面临的发展性问题。社区重建最终是要让失地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即在城市化过程中遭遇所“失”之后在城市社区中还能际遇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