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共产党在根据地成为政治、社会和国家的指导中心，同时也成为民间社会和经济的指导中心。根据地出现了由共产党推动的显著的国家政权建设进程。利用在绥德县档案馆收集的大量详尽而生动的历史档案，本文试图通过对绥德县政权变化和政治运动的个案式考察，分析1940年到1945年之间党的政权建设情况，展示“延安道路”所代表的国家创制和乡村重建的系统方法移植到新的、党的权力根基不稳的地方时的复杂图景。由此重新检视延安道路的运行状况和成功的条件。　　本文强调党在根据地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集合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综合影响，认为，将除奸反特、减租减息等政策在广阔而分散的乡村进行贯彻所需的基础行政能力与缩减正式的官僚系统、以简约式的大众政治执行政策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因此，这些政策的全面配合需要在一个更为深入和全面的国家控制下才可完成。党在延安强大的控制力和牢靠的基础组织保证了延安道路的成功，但在控制力较弱、基层组织涣散的绥德地区，延安道路面临着各种困难。在绥德，整风、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并没能像在延安地区那样，使行政措施与社会改革密切配合，形成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政权基础。这些政策在结果上甚至是相悖的。在国家建设中，党—国家始终面临着基础权力软弱、代理人监控不力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国家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推广一种“以点带面”的政治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