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环境和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空间集聚成为主要特征,制造业整体效益极大提高的同时,带来了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和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等问题。论文以江苏为实证,着重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域和市域尺度下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的特征、格局和机制,以期总结制造业空间聚散规律,并为制造业空间优化提供导向和政策建议。　　 论文通过全面总结区位论、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制造业空间聚散的理论脉络,整合新经济地理学、区位选择理论,构建了解释制造业空间聚散规律和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在集聚影响要素的分析中,将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作为地区之间初始条件差异,将本地市场优势、文化、网路等历史积累的地方化因素作为制造业在某地集聚的启动因素,将政策和政府的作用、集聚经济、集群效应作为集聚增强因素,指出制造业向一定地区集聚的必然性。在扩散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中,除了要素价格上升、空间拥挤、环境污染的集聚负效应外,还将产业升级、政府区域政策等要素纳入其中。　　 在省域尺度的实证研究中,采用平均产业集中率、偏离份额法、基尼系数、SP指数等指标对1984年至2007年间5个时间断面制造业集聚和扩散特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制造业经历了大规模的集聚和近期较为明显的扩散过程。其中1984年至2004年以空间集聚为主,2004年以后呈现出了由核心向外扩散的趋势。　　 在对江苏省制造业聚散因为的深入分析中,采用历史过程和归纳的分析方法,认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是苏锡常地区人口集聚、农业和商品经济发达的最初始条件。历史时期苏锡常地区积累的创新精神和重商习俗等文化因素、紧密的城市经济社会网络、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内外市场,较为完善的近代工业基础,是苏锡常地区20世纪70～90年代乡镇工业兴起的重要因为。90年代后期,外资集聚推动的制造业进一步集聚,临近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积极的政府作用,良好的产业基础以及制造业在集聚过程中产生的外部经济和集群效应是外资在苏锡常地区持续集聚的重要因素。由于制造业过度集聚以及产业结构的粗放性,土地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引发了空间趋紧,使得苏锡常制造业进一步集聚遇到了环境、资源瓶颈性制约,而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涨、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全省区域开发梯度转移和苏中苏北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等是苏锡常制造业扩散的直接动力。　　 以南京市为案例的市域尺度的研究中,采用2004年江苏第一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首先分析了南京制造业企业空间聚散格局及郊区化程度。而后基于我国经济和制度转型背景,从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角度挖掘了影响制造业郊区化关键要素,并采用计最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南京制造业已进入明显的郊区化进程,城市近郊区的一些重点街镇和中心区外缘的少部分街道是制造业郊区化集聚的主要方向。1990年代开始实施的“退二进三”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有偿使用、郊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是制造业郊区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通过对制造业在省域和市域不同尺度下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的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在格局和过程、形成机理和影响要素上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省域尺度以集聚为主,集聚和扩散的转换时间靠后；市域尺度以扩散和郊区化为主,转换出现的时间较早。省域尺度的影响因素具有跨地区特征,而市域尺度的影响要素具有微观特征,本文认为地方政府针对地区和城市不同的发展和管理目标、制造业与服务业空间关系是导致上述差异的重要因为。这为理解不同尺度下制造业空间特征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由于行政区经济的存在,导致地区非规范竞争,制造业分布过度集聚、扩散受阻等现象,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和合理配置,进而导致区域整体边际效益下降。由于土地等资源要素配置市场机制的缺失、缺乏必要的生态环境约束机制,地区之间在争夺制造业份额的过程中造成环境资源过度消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未来重点应该从完善制造业区位择优机制、制造业约束和准入机制、资源要素的市场调控机制、以及配套政策与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展优化制造业分布研究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