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对习惯法的研究在法学理论界已经比比皆是，但是对于习惯法统一化的研究可谓风毛麟角。在研究习惯法时也是常常站在国家法的角度把习惯法定位在与之对立存在的被放逐的规范，并没有从习惯法自身的内在角度看待它的价值。在探寻事物本质时，固执地坚守在一个视角上并认为足可以“一览众山小”那必定会得出盲人摸象的结论。具有发达法律制度的西方国家正是重视习惯法的价值和再制度化，才使他们的法律规范更贴近民众的生活，也就保证了法律运行的实效性能得到更好的实现。研究习惯法统一化不同于研究习惯法之处在于，后者是把习惯法作为一个单独的规范存在，并且常常是站在与国家法对立的外在角度进行研究，至于习惯法统一化则是一种动态过程，是习惯法演化为国家正式规范的再制度化进程，相对于单纯研究孤立的习惯法更具有宏观意义，也更贴近民族国家和法制现代化的建设。在我国尚未完成习惯法统一化却又亟待解决这一历史任务的实情下，借鉴西方国家统一习惯法的成功经验不失为一副良剂。　　 本文主要运用了历史分析和社会学研究的法学方法对西方国家习惯法统一化的背景与进程给予了史实梳理，在此基础上评析了不同途径的利弊和它们成功的原因，最后通过对我国未完成习惯法统一化进行了反思并给出了几点笔者粗浅的建议。要建设和谐的法治社会，就不能对自发的社会秩序规范一味打压和排斥，而是如何综合运用立法与司法途径把习惯法纳入国家的正规法律规范机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的规范才能更有效地实施于社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