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通过增长要素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也能够通过降低经济活动成本、优化产业结构、促进贸易发展、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增加就业与减少贫困等其他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作用。本文在Barro增长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将电信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环境要素纳入到经济增长回归模型中,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25个国家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实证考察电信基础设施禀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在基本的生产要素投入、经济结构和政策制度以及电信基础设施等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人均GDP的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规模具有反向关系,这一结果支持条件收敛假说,这表明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倾向于有较慢的增长速度;(2)电信基础设施禀赋与人均GDP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倒置关系,说明是电信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也进一步解释了电信基础设施禀赋是沿线各国人均产出增长或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之一;(3)沿线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禀赋符合边际报酬递减规律,说明电信基础设施发展越落后的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会越明显,由此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从其投资中获得较大的经济增长效应。对沿线国家的对策建议,包括(1)沿线各国要加强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2)沿线各国要加大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3)沿线各国要拓宽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4)沿线各国要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等。对中国的对策建议,包括(1)中国要加大对沿线落后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2)中国要加强与沿线各国电信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3)中国要加强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风险管理;(4)中国要鼓励国内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电信基础设施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