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论争的基本形态和延伸开的诗学问题，构成一显一隐两条线索，显现的论述表层似乎是一连串的“主义”之兴替，而隐在的动力则是诗人们对新诗发展不倦地形式探索。本论文以发生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几次重大论争为对象，以符号学诗歌理论为出发“视界”，在“诗性——文本品质——阅读阐释”的框架里，融合新诗论争的原初“视界”，希冀能够更好地理解反复纠缠于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诸问题，并尝试探索中国新诗的符号学解诗理论或方法。　　论文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　　导论旨在说明形式因素构成诗体演变的历史动因。符号学诗歌理论，从形式论的角度丰富和展拓了诗歌研究的视野，而形式论问题正是中国新诗研究较为缺失的。也正是因为这种缺失，近一百年中国新诗所面临的“内容—形式”、“晦涩”、“散文化”等问题在反复缠绕、论争不休，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第一章重回新诗源头，讨论新旧之变以及新诗诗体艰难探索的老问题，挖掘藏匿于现代化流程中，又被形形色色社会历史批评所淹没的新诗最根本问题——何为诗性。　　早期新诗论争未能说清新诗的诗体演变过程。胡适的“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形式的壁垒，为新诗组合轴的操作提供了空间，但胡适的新诗创作却留有太多的古诗词痕迹，《尝试集》中大部分诗篇未能达到诗行长短的自由组合。康白情的诗歌虽达到长短句的组合要求，但选择轴太小，诗行几乎没有张力。直到郭沫若，新诗才真正实现组合轴和聚合轴的完全打开，《女神》既有自由的形式，又具备耐人琢磨的张力结构。　　诗体演变的历史动因，不是语言，也不是内容和精神，而是其形式因素:从旧体诗到新诗，组合轴上的操作突破了整齐的诗行，聚合轴上的操作则保证了文本的张力，新诗的诗性恰活跃于组合、聚合之间。从胡适、沈尹默到俞平伯、康白情，再到郭沫若，在双轴不断被打开的过程中，新诗诗体逐渐确立下来。面对《蕙的风》，以及各类被冠以或误读为代言角色的新诗和新诗集，都应当试着超越那些指称功能、元语言功能，毕竟诗性才是诗歌最主要的功能。　　第二章结合“丑的字句”论争和《冬夜》、《草儿》评论，讨论新诗标出项的不同倾向与中国新诗流变之间的互动关系。　　“丑的字句”的讨论，在本质上体现的是新诗语言聚合轴上聚合段的宽窄幅变化问题。《冬夜》、《草儿》诗集中大部分诗歌语言既没能找到新的表意系统里诗性的实现方式，又缺少和日常语言应有的区分度。新诗总体趋势上的标出不足和接收者对标出认识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元语言性对诗性的挤压。　　在元语言性与诗性的对抗中，标出，确保了诗之为诗的要求。标出到一定程度，可能在文本中产生刺点。刺点是文化“正常性”的断裂，是日常状态的破坏，刺点文本没有稳定统一的结构，没有准确固定的意义，却在文本断裂处暗藏有待发掘的深意。　　第三章以对新诗“内容—形式”之歧解的分析为中心，彰显意义之形式与形式之意义构成的文本深层结构的重要性。　　阿垅“内容—形式”之论有两大缺陷:重元语言功能，轻诗性;重社会语境，轻文本结构，简单化乃至排斥诗歌的艺术形式。《诗创造》的分化源自艺术性和社会性的对抗。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主张，超越内容和形式的分裂，把“感觉的波动”和“客观事物的精神”打成一片，把“诗人对处理对象”的各种感情融入文字和修辞而不外露。具体到文本意义的生成方式和结构，袁可嘉结合现代诗歌，对诗篇的间接性做了深入探索。　　迂回表意乃诗歌符号的首要和本质特点，在主型和主型的实现模式之间，在核心语和其展开序列之间，在文本的各种扩展和转化之间，意义以暗示、迂回、间接的方式，蔓延其间。　　第四章讨论阐释之“度”与新诗的阅读困惑。　　1936年刘西渭和卞之琳就《鱼目集》中相关诗篇进行了多次交流。其中《圆宝盒》一诗争议最大，不同的解读，构成符号释义活动中无限衍义的几个环节，即便作者本人也无法终止衍义过程。“圆宝盒”衍义过程，最大的缺陷在于卞之琳和刘西渭的阐释过程都隐去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路径，阐释成为封闭的自我行为;最具启示意义的则是刘西渭倡导的基本阐释立场——诗人挡不住读者;另外，衍义过程还留下一个疑问:个体体验是读者（意义接收者）最后的法宝吗？　　理论上，阐释之“度”可以被完全剔除，符号（文本）意义，开放且不确定;诗歌文本的反语法、反模仿、断裂、跳跃等“超规定性”特点，都决定着阐释难以得出确定的结论。无度之阐释的合理性论证起来困难重重，从卡勒对里法泰尔的批评，到卡勒与艾柯的辩论，再到刘西渭与卞之琳的讨论，共同呈现了符号衍义的开放性，也一并展示了设立界限的必要性。只要人们注意文本与读者的辩证关系，避免走向文本强迫读者的歧途;只要人们清楚，诗歌符号学的每一次阐释实践，获得的也只是部分文本意义，那么，里法泰尔提供的诗歌阐释理论，对于中国新诗阐释将大有裨益。　　第五章从元语言冲突的角度，以新诗史上历次“晦涩论争”为对象，探索晦涩的诗学意义。　　中西方文论和批评对晦涩问题多有关注，但问题本身太过晦涩，尚有不少有待厘清和重构的空间。诗歌符号的表意特点和文本的复杂结构形式，决定了不通的必然存在。不通带来的是读者的不懂，但元语言的释义压力保证了任何文本必能读出意义。　　晦涩问题纠缠于百年新诗发展过程，读者能力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社会语境元语言与文本自携元语言的冲突，形成两种常见但较低层次的晦涩;同一层次元语言冲突形成的阐释漩涡投射于诗歌中，带来的意义晦涩，才是更高层次也是真正诗学意义上的晦涩。　　结语，重审诗性在诗歌研究中的主导地位。诗性的基本点在于符号自指。符号和对象的分裂使得诗歌和现实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无法用现实约束每一行诗，但整体的诗歌却在跳过现实之后，对现实做更深刻的理解、诠释和重写。新诗的标出性，新诗的“不通”，新诗晦涩诗学的理想状态——阐释漩涡的出现等，共同搭建起诗性世界。　　新诗阐释的符号学尝试，贯穿于本论文的每一章节，总结起来符号学诗歌阅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跨越模仿的藩篱，不必一定要求诗歌抒写具有现实的指称对象，相反，诗歌往往跨过对象直指解释项;第二，打破文本平滑的整体结构观念，断裂处有时暗藏解开意义之谜的玄机;第三，不孤立文本意图，留心各种互文性织成的意义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