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把公民教育为能在国家富强中担当积极角色的人，在古希腊著作中即有专门论述，而在我国古代，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里。近代西方国家走向富强，韦伯将之归因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人的全面改造，即西欧各国出现了一批“新民”，他们积极进取，勤俭节约，以创造财富来为上帝增加荣耀。中国近代，在各种改革尝试归于失败后，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认识到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塑造出具有近代品格的国民，而孙中山等革命家则在革命纲领中把训证放在宪政之前，把对人民的教育放在和制度建设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非常重视国民性的改造，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许多次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些思想改造运动是有成效的，但也有人为拔高，跟经济发展脱节的缺陷。改革开放后，则又过分重视经济建设，忽视了公民品格的教育，导致当代经济道德和社会道德急剧滑坡。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把“新民”问题放到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更宽广的视野中进行考察，即把当代的“新民”问题放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我们塑造的“新民”，是要符合这个历史潮流，具备工业时代需要的素质的“新民”。不要拔高它，用共产主义道德来进行要求；也不能贬低它，只要求它具备基本的做人的良知。它要求公民具有进取心(私心)，又具有合作精神(公心)。西方近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考察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当代的理论发展脉络，有一个从重视私心的积极作用到重视公心的积极作用，到既重视私心，又重视公心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工业文明里，既需要培养公民的进取心和合作精神，又需要进行制度建设来防止权力被具有私心的人滥用，让权力真正为公服务。这正是共和主义的精髓所在，也是我们时代的世界潮流。　　 我们的时代，要培养符合工业文明需要的，有社会责任感，有经济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公民，首先要打破公民对权力的依附关系，如果有绝对权力存在，就不可避免为权力寻租的行为，公民没有主人翁责任感，企业家也被短期利益所激励，整个社会就只能道德败坏，日趋堕落。因此，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宪政建设，把公民主权落到实处，让权力成为一个流动的舞台，成为各个阶级表达自身意愿的场所。所以，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国家，有待于“新民”问题的解决；“新民”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公民教育，让公民在实践上和在内心里都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依附于权力而存在。　　 本文就是在归纳近代“新民”思想的基础上，从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论述“新民”问题在当代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当代条件下塑造“新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