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货币的法本质进行了研究。货币因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出现和发展,货币大体经历了商品货币、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三个历史阶段。商品货币从自然物货币到人造物货币的演变过程中,人类意志的形式越来越得到彰显；金属铸币则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种创造发明,它使货币由实体向形式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代用货币直接代表金属货币流通,而信用货币则直接成为实现债权的工具,作为一种价值形式而存在。从货币的演变历史可以看出,货币本身的自然(物质)属性越来越被人们淡忘,而货币的代表价值符号的能力越来越被强化。货币的演变史也是货币法律制度的演变史。货币作为一种意志形式,由长期的交易习惯而固定。国家作为社会普遍意志的代表者,会把某种货币形式加以承认或固定。因此,货币法定化是必然的历史逻辑。货币是指在购买商品和劳务或清偿债务时,具有普遍可接受性而作为支付手段的财产。中央银行依据法律发行货币,现代货币是信用货币,货币本身就成为法律的拟制物。中央银行并不与具体的货币持有人发生关系,中央银行代表社会商品的所有人发行货币,它对社会公共利益负责,保证其发行的货币具有价值代表能力。社会商品的所有人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只有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转化为具体的商品所有人。因此,货币所有人只与具体的商品所有人发生关系,具体的商品所有者才会成为货币所有者的债务人。货币权利是货币所有权和货币价值请求权的复合,前者是货币持有人形式意义上的权利,后者则是货币权利的本体。金融资产体系本体上是由债权构成的体系,在形式上表现为债权证书或符号的体系。现代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或载体,是一种虚拟资本。由于在债权证书上可以方便地设立新的债权,从而形成环环相扣的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链条。因此,货币权利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货币权利功能强大,但其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也十分强大。货币权利及其运行的特点,决定了货币法律制度的专有性、特殊性和公私法的融合性。　　 货币的法本质是货币法的核心问题。货币的法本质与货币法的本质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货币主体的意志在法上的保障力,而后者则是货币统治阶级的意志。但从深层的动态意义上考察,两者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货币统治阶级与货币被统治阶级是相对的,货币统治阶级仍然属于货币主体范畴,只不过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支配力。货币的法本质分成两个层面,一是货币的私人意志,二是货币的公共意志,货币私人意志蕴含着货币,公共意志,货币私人意志越发展,货币公共意志也越强烈。货币私人意志具有终极性,而货币公共意志具有手段性。这是货币立法、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和调控、政府监管的根据。货币主权属于货币的公共意志范畴,经济大国一直在扩张其货币支配力,中国要坚持货币主权,不断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货币的法本质要借助于货币的法律形式才得以表现,货币形式的演变沿着货币支付能力的扩张和货币的资本信用能力的扩张两条主线,货币形式是货币意志的载体,同时也固定了货币意志的特定方向以及货币主体的特定的行为空间。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其发行的银行券是国家的法定货币。中央银行是货币私人意志公共化的结果,中央银行的意志是所有货币主体的共同意志。应当确保中央银行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使中央银行自主地对金融主体的创新行为进行判断,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以调控,使市场主体的过度的货币扩张冲动受到一定的压制,使金融创新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行为围绕货币政策目标而展开,货币币值的稳定是货币主体最基本的需要,因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当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中央银行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要确定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或操作目标。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般以基准利率作为操作目标。我国目前还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还不能以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但应当创造市场条件和法律条件实现利率市场化,最终实现以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中央银行应当保留必要的金融监管权。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府,保卫货币安全是其根本责任。当金融危机来临时,一国金融货币体系处于危险境地,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或提供担保或注资应对金融危机。由于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影响,各国中央银行应当加强国际合作,这是货币公共意志国际化的需要。货币的公共意志是货币价值的稳定,货币的价值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决定的,这就存在货币的发行和社会生产力的双向作用关系,中央银行对社会经济的判断不一定十分准确,其货币行为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社会整体经济对应的是综合性政府,综合性政府即一国的行政机关,在我国即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它是国民经济的综合性调控机关,它综合它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意志,从而形成整体性的综合意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法宝。财政政策可以由政府通过直接控制和调节来实现,如要控制总需求,可以通过提高税率,增加财政收入,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