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7年中国开始申报世界遗产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遗产”从一个陌生的概念成为了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时尚词汇。最近几年民族地区“申遗”热成为“申遗”中的新现象,对于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的发展的关系是紧密而复杂的,既有正向促进的关系,也有负面影响的关系。所以本论文基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以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二者的关系为切入口,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和意义,放在更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去进行分析和阐释。从“世界遗产”宏观目的和初衷意义的提出,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系列文本关于世界遗产的评价标准和申报要求,都对“全人类”的共同遗产、遗产的普世性价值、保护遗产的重要性、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等原则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和强调。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与遗产关系最密切的民族地区的时候,却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民族地区对于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追求,更多地落脚在了具体的经济利益上面；种种由于“申遗”成功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事例,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诱惑；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地区,迫切希望通过“申遗”来获得较快的经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世界遗产的目的追求与民族地区希望通过“申遗”获得经济发展的目的追求出现了错位。从表面上看,这种错位表现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文化意义与经济追求的矛盾、全人类与具体实存民族的矛盾。然而,本文在深入探究后认为：这些只是总体目标一致下具体目标不一致的表现,应该辩证地看待世界遗产价值的普遍性与民族发展的差异性；对于矛盾的处理,应当“优先考虑在不破坏具体实存民族利益前提下的全人类的利益”和“优先考虑在不破坏当代人需求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情境、多样的文化形态、多元的发展道路,对民族地区差异性的尊重,并不会产生对“世界遗产”初衷和意义的背离,相反,对差异性的尊重就是对“全人类”的尊重,就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就是对“发展道路多元化”的尊重。回到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关系上,论文最后提出了核心观点：通过“申遗”方式是民族地区进入主流制度建构的一条有效路径。在进入“世界遗产”队伍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不仅是作为文化资本、作为资源博弈工具,还是作为制度建构,都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申遗”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申遗”对于民族地区进入主流话语体系,从而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制度建构提供了可能；“申遗”也激励着人类面向未来无限的创造性、构筑着人们的精神家园、探索着人的类本质实现的道路。论文同时指出,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适合通过“申遗”方式来寻求发展的,“申遗”不是民族地区发展唯一途径,民族地区发展还应该有更多更适合当地的多元化选择和发展路径。不少民族地区明知道“申遗”困难重重,但还是不惜代价跻身于世界遗产的队伍中,是因为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太少。如果民族地区能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选择不一定同于他人但却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那么,通过这些多元的发展路径,就能为民族地区进入更大范围的制度建构提供可能,从而扩大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通过这些多元的发展路径,民族地区就能由被动的不平等的方式逐步转变为主动的平等的方式,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建构中,进而修改和完善这一制度,获得更大的价值实现空间。而这一点,正是研究世界遗产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后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