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作为跨世纪最重要的当代思想家之一，已有的国内外研究多囿于哈贝马斯早年的批判理论、中期的交往理性理论和晚近的世界主义理论等方面，对于其至关重要的话语政治理论缺乏深刻的解读与阐释。而且，由于国内十数年以来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兴起与风靡，很多研究者将哈贝马斯归入到一般的协商民主理论家范畴，这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哈贝马斯所揭示的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基础上，特别是由于经济危机而转嫁的政治认同危机上。哈贝马斯从1980年代以后逐步放弃了先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汲取的危机理论，转而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内部发掘所谓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而且认为其是西方国家主要的法律与政治困境。此外，由于当代西方民主政治与多元社会之间的张力，社会整合的任务日显重要而艰难。哈贝马斯就此从其话语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虽然话语理论最早运用于道德规范的商谈合法化方面，但其实这一理论更适用于政治与法律领域。简言之，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是针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危机，特别是政治与法律合法化危机而采取的理想方案，尽管期间哈贝马斯已经从原先批判的立场逐步转为改良主义的立场。
　　哈贝马斯提出的话语民主方案具有一定的激进性，因而多被批判具有乌托邦主义的倾向。本文的重要观点抑或创新点，即站在哈贝马斯论述的视角，论证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构想的现实性。为了能够更好地实施其独创的话语民主理论，哈贝马斯在实践面向的论证方面做出很多让步，例如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议会民主制、代议制、票决制、竞争性政党制度）基本予以保留，只是试图以话语民主实践对其实施全面的改良，以此利用生活世界，特别是在公共领域中通过话语民主实践而达成理解和暂时性共识的“公共舆论”，对行政权力系统重新实施潜在的政治影响，并由此实现经过话语民主实践的交往权力对行政权力的重新授权，行政权力作为主要的系统构成部分，虽然依然承担着决策和执行等功能，但是必须建立在话语民主实践中形成的公共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用“围攻城堡”这一比喻形象地概括公共舆论对行政权力及其实施的广泛渗透与深刻影响，而这一政治哲学论断又是建立在生活世界、系统与法律等复杂互动关系的逻辑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