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与政府管治并存的现代社会中，会计报告过程(accountingreporting process)不但广受市场力量的深刻塑造，而且亦无可避免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中政治因素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Watts，1977；Watts andZimmerman，1986)。在后者的作用日益凸显并得到愈来愈多重视的当下，有关政治过程如何影响会计报告过程的研究积累显得十分必要而且迫切。是故，本文选取政治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公众关注，通过研究其对于会计报告过程的重要参与主体--审计师的执业行为具有何种影响，从审计视角来补充该领域的文献，以增进人们关于政治过程如何塑造会计报告过程的认识。　　 由于(1)公众关注之下，客户的潜在问题更易曝光，审计失败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并且(2)公众关注之下，一旦审计失败，审计师将承担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上述两个机制使得客户受到的公众关注将给审计师带来更高的审计风险，从而使其执业更为审慎。是故，我们提出假说，审计师对于受到更多公众关注的客户将采取更为审慎的执业行为。　　 然而，在实证上检验公众关注对于审计行为的因果影响却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审计供求双方的自选择导致检验效力薄弱，以及因果倒置和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为克服上述困难，本文遂利用中国大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首次登上“胡润百富榜”这一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独特事件，对公众关注如何影响审计师执业行为这一具有一般意义的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主要从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两个方面考察了上榜前后审计师对于富豪公司执业行为的变化。在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控制住时间序列上其他事件可能的混淆效应(confounding effects)后，结果显示，与上榜前相比，在上榜之后，相对于其他非富豪公司，审计师对富豪公司出具了更多且程度更为严厉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并且，审计收费亦有显著提高。上述发现符合审计师通过出具更严厉审计意见作为将来免责依据，并且提高审计收费作为风险补偿的理论预期，表明审计师意识到公众关注引起的审计风险上升，并在执业过程中做出了审慎反应。上述发现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之后依然不变。　　 在进一步区分审计师类型的拓展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审计意见的趋严和审计收费的提高主要体现于那些以往因审计失败而有过行政处罚污点的审计师以及规模较大的审计师子样本中。这说明审计师的特征将影响其风险敏感性，从而对其执业的审慎反应产生重要作用。当审计师在政治上更为醒目或面临的潜在损失更为重大时，其对于审计风险将表现得更为敏感，进而执业也愈加审慎。　　 在进一步区分企业家类型的拓展性分析中，按照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方式，我们将上榜富豪分为实业型企业家(创始家族上市)和资本运作型企业家(通过股权收购取得控制)。结果显示，审计师对于实业型企业家控制的富豪公司其执业行为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然而对于资本运作型企业家控制的富豪公司则出具了更为严厉的审计意见。这表明，公众关注给公司带来的审计风险会因企业家类型及其特征的不同而相应地具有差异，而审计师似乎能够较为敏感地区分这种风险的差异并作出恰如其分的理性应对。　　 最后，总体上，我们没有发现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存在替代关系的一致证据。并且，我们也没有发现审计师为规避风险而在上榜后更倾向于主动辞聘的证据。　　 本文的研究对相关学术文献有以下方面的贡献。　　 (1)首先，本文利用一个具有“自然实验”性质的公共事件提供了有关政治过程中公众关注对于审计师执业行为具有何种影响的经验证据。考虑到近期政治过程对于会计报告过程的影响日益凸显的趋势，以及学术界对这一方向的研究的倡导(Kothari et al.，2010)，本文从审计的角度补充了这一领域的文献。　　 (2)其次，本文提供了审计师如何应对客户自身层面(client-specific)的外部环境风险的经验证据。鉴于国际审计准则与风险导向型审计方法均强调了解客户及其环境对于识别和评估审计风险的重要性，而现有文献却多从企业自身特征的角度来探讨审计风险，本文从“嵌入”(embeddedness)视角考察了审计师如何应对来自于公众关注(客户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审计风险，补充和推进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另外，考虑到现有文献对于审计风险的捕捉似有遗漏(Cassell et al.，2011)，本文的发现也丰富了有关审计风险因素识别这方面的文献积累。　　 (3)再次，本文拓展了政治过程中审计师行为的相关研究。传统观点认为，审计师在政治过程中通常扮演主动角色，通过积极游说管制机构以影响政策制定从而赢得财富转移是其惯用策略(比如，通过鼓吹出台增加审计业务的规定来从客户那里获取更多的业务收入)(Watts and Zimmerman，1981，1986；Puro，1984；Roberts et al.，2003；Thornburg and Roberts，2008)；然而在政治过程中，客户所受到的公众关注却有可能将审计师卷入财富被转移的被动境地(比如，因公众关注引发的审计失败而受到监管机构的严厉处罚)。本文对此的探讨增进了人们关于审计师如何应对不利政治过程的认识。　　 最后，本文对于审计实务亦有所启示。本文的证据表明，在执业过程中，评估客户的审计风险固然应小处着手--分析其自身的各种性态，但大处着眼--考虑企业嵌入的外部环境之于审计风险的影响的大局观亦不可忽视。而后者在审计师进入新的市场(比如向海外拓展业务)或者承揽跨地审计业务的情况下可能尤为重要。因其对于客户所处当时当地的外部环境尚未谙熟，其中蕴含的审计风险又难以从报表中探知，故而应对来自客户外部环境的风险给予格外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