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基础性部分,新农村建设能否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当前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正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之下,变革成为大势所趋。如何对乡村治理进行改革,建立怎样的治理范式既能使作为社会公益代表的国家将其意志有效地渗入到乡村社会,重塑政府的权威,又能使乡村社会充满活力,自主发展?这不仅关乎乡村社会能否和谐发展,更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　　 基于这一思考,本文把为走出我国乡村治理危机,推进新农村建设深入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作为目标定位,力图为乡村治理变革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视角。论文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的背景,问题的缘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并对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本文的选题,是基于农村问题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是在省视当下我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亟待突围的现实困境并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文献精神启迪之下逐渐形成的；而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基于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的视角对乡村治理转型与变革的研究至今仍鲜有人涉猎,这为本文写作提供了研究动机和探索空间。　　 第二部分是正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理论视角:公共治理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着重阐述了蕴含“国家和乡村社会合作”思想的公共治理理论及相关理论。为准确理解公共治理理论,首先讨论了治理兴起的背景和概念,阐释了公共治理的内涵,并对其外延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到中国的实践研究中,希图以其特有的理论优势指引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变革,以实现和谐乡村的重大方略。但作为发轫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公共治理理论有其特定的理论预设和前提条件,能否将其嫁接到中国语境下的乡村治理中来,实现本土化,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以规避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之嫌。为此,本文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形态做了详尽的分析,论证出公共治理理论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中具有应用的可行性。此外,还对其它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以此为下文的展开给予理论上的支撑。　　 第二章“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传统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探讨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村治理现存的困境和成因。离开对乡村发展趋向上的把握和参照,或者说离开一种价值取向的判断,乡村治理绩效就变成一个虚无的概念,因此本章首先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理路关联。新农村建设是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要求和动力之源,而良好的乡村治理则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保障,对推动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和反作用,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立基于新农村建设的现状,通过揭示和展现后农业税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困境生成的根源给以剖析,目的在于通过展示深层次的矛盾,以期寻求乡村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本章主要论点是,乡村治理不善的实质因为在于乡村社会主体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未能有效发挥,同时,作为农村公共权力运行主体的乡镇政府角色不清,行为失范。因为缺少明确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各个治理主体在建设中无法有效发挥自身作用,国家与乡村社会不仅难以形成合力,而且呈现断裂状态,由此得出目前无论是我国乡村公共治理的主体配置结构,还是乡村公共治权的运作方式均存在严重缺陷。　　 第三章“出路何在——我国乡村治理变革的若干思考”是建基于新农村建设文明语境应然层面的思考。就政治诉求的角度看,治理文明无疑是新农村建设内蕴的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则是乡村治理的终极诉求和最高境界。毋庸置疑,我国乡村治理正处于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不同的路向选择不仅关系到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在这个意义上,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如何进行乡村治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实现和谐乡村,就必须对现有治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寻求一种与新农村建设目标和内涵相宜的治理范式。在这一理路思索的基础上,本章提炼和概括了乡村治理转型与变革的目标取向和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而推导出乡村“合作共治”的理论模式。本章还进一步讨论了合作共治的生发机制,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生的社会因素正在不断滋长,他们为乡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践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章是“乡村公共场域下治理变革的主体角色界分”。在公共事务日渐复杂化的态势下,仅仅依靠政府自身能力已难以解决纷繁复杂的公共问题,政府不能也不应再是公共生活的唯一治理主体。因而在现代公共治理的框架下,应根据一定规则对乡村公共治权进行重新配置,使农民、乡村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成为治理主体结构中的一元,可以说,治理主体的角色界分是实现乡村合作共治的基础和前提。本章基于学理层面,运用政府与社会二维分析框架来阐述乡村治理转型与变革的多元主体结构及其功能,明晰各治理主体的角色。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基层的代理机构,乡镇政府是沟通国家与联系乡村社会的桥梁,是乡村诸多问题的承载平台和交汇点,也是乡村公共问题难以替代的治理主体,因而其角色厘定对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尤为关键,理应成为乡村治理转型与变革的重要突破口。本文认为,应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乡镇政府自身角色定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考量其公信力、效能及其合法性主要应该从乡镇政府的领航者、帮扶者、回应者和监督者四种角色予以展开。与此同时,作为乡村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乡村社会力量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无论是在维护乡村秩序,还是在提供新农村建设亟需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层面,均能够成为政府良好的合作伙伴。因此,需要调动乡村社会力量,弥补乡镇政府能力不足,填补乡镇政府管理真空。　　 第五章“互动与契合:合作共治的生成机理”是对乡村公共治权的运作机制进行探讨。政府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乡村和谐的首要前提,而合作共治主张公共治权的双向互动,鼓励乡村社会力量对公共问题的积极参与,强调政府对于农民意愿给以有效回应,力图在集体联合行动过程中,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寻求主体之间的合作以应对乡村公共问题,进而达到和谐治理状态。但是,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实现政府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共同治理,显然离不开乡镇政府自身的有效规制和乡村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离不开农民参与渠道的畅通和机制回应,而在更具根本性的层面上,国家对农民实现政治参与的保障性制度的构建则是实现乡村合作共治的关键所在。　　 第三部分“结语:结论与乡土文化的再考量”,这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基于乡土文化的视角对乡村治理转型与变革的软环境进行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