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在《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一文发出这样的感慨:“小说之言侦探、科学者，为吾国所无，非译不可;言掌故、遗闻者非撰不可。言情在两可之间……”不同于侦探小说、科技小说这些晚清始译入的文类，言情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亦不同于掌故、遗闻这些传统已有的文章，西方情爱观在言情小说的形成中占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言情小说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潮流中，于传统与西方文化“两可”夹缝中产生并类型化。　　虽然言情文学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但是传统文学中并无“言情小说”这一文类，“言情小说”一词产生于晚清。本文从名词考辩切入，分析“言情”、“小说”二词在西学影响下向“言情小说”合词、文类化的过程。“言情”最早可追至战国，意思是“将实情相告”，至东汉产生“表达情感”一意，唐朝衍生出相当于当代“抒情”词条的含义，而现在最为常见的“男女之情”则至宋代产生，明清后才较常出现，但这个最迟出现的含义却作为常见意流传下来。“小说”一直处于传统文学的边缘，直至晚清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转译入现代意义的“小说”，将其与新民救亡连接，这个文体才借由政治运动进入了主流话语舞台。“言情”正是此时与“小说”合词，作为梁启超移植明治文学“新小说”中的一种文类产生。以往言情小说研究多关注西方情爱观影响下传统儒家伦理观的转变，却忽略了“言情小说”文类化过程中其他的“两可”:从“言情”、“小说”的词条辨析可看出，除了传统伦理观受到西方情爱观冲击外，“言情”的传统儒家诗学概念在逐渐消失，被同样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的新“抒情”一词所替代;而伴随“小说”文体走上大道的言情小说自然带上晚清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言情文类还发生了从传统诗学比兴“言情——政教”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以往研究关注于“言情”在当代的常用意，忽略了文类产生初期含义复杂的转变。　　论文以传统“言情”、“小说”在西学影响下向“言情小说”成词、现代文类化作为主要的框架，讨论言情小说在清末民初的产生、发展、类型化的过程。“言情小说”一词最早在《巴黎茶花女遗事》的评论中出现，论文第一章以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作为言情小说的发生点，分析传统“言情”“小说”与翻译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碰撞，以此整理在西学影响下产生的言情小说新元素。第二、三、四章则以清末民初关键文学现象——梁启超“写情小说”概念、“短篇言情”的出现、“女性”言情来讨论传统“言情”、“小说”向现代“言情小说”文类化过程中三种“两可”的转变。第五章则以新文化运动前后新旧两派对“言情小说”的建设来讨论“言情小说”的文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