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处于墓志发展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但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阶段的意义,历来学者很少进行认真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这篇论文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尝试性解答。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作为一种学术传承,北朝墓志研究与创立自宋而延续至今的金石之学几乎相伴始终。因此,在研究北朝墓志之前,有必要对北朝墓志的学术史作一整体的认识和把握,此即为本文第一章主旨所在。本文认为,通观北朝墓志研究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宋、元、明。此时期因为出土北朝墓志过少的缘故,相关的研究也很少。因此,其于北朝墓志研究的意义,主要在著述体例与研究范围、方法的确立。其中,元代潘昂霄等人所开创的金石括例之学,在金石研究中别立一法,影响深远。在清至民国的第二时期,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期,北朝墓志的出土数量激增。此时,金石著录的体例已日益完善,研究也趋于深入和细致。故而此时期北朝墓志的著录成绩不仅显著,而且在史学、书学和小学等领域,也取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此外,以李富孙及其《汉魏六朝墓铭纂例》为代表的清代括例之学,打破了潘昂霄、王行等人以韩文为正统的囿见,在探求志墓文源流的主旨下,将北朝置于墓志文发展的进程中进行考察,颇具识见。而范寿铭、罗振玉等学者对北朝墓志文学成绩的积极评价,也为此前学者所未道及,很可宝贵。第三时期为新中国建立至今。这一时期,一方面对传统研究方法和成绩进行总结和推进,并在墓志的释读与整理上成绩骄人；另一方面则以传统的史实考证之学为基础,运用现代学术理念从历史语境和文化内涵等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并存的研究格局。与此相适应,北朝墓志的文学也可谓方兴未艾。　　 本文第二章,则意在说明北朝墓志形成的历史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主要从几个重要环节入手,即:“永嘉之乱”前后墓志形态的变化,北魏迁洛之前碑、志的关系及墓志的形态,现存墓志作者的身份及其创作缘由,元魏宗室在墓志形制定型中的作用等。通过分析、比较,本文认为:传统研究中所谈到的碑、志转化关系在“永嘉之乱”以后因为禁碑之令的消失而终止,北魏迁洛之前是碑盛而志衰的发展局面。迁洛以后北朝墓志在文体和形制方面快速成熟,主要基于三个因素。首先是迁洛以前墓志使用范围的增加,及其社会接受心理的增强。其次,墓志文体在此期间始终处于发展的状态中,其形制中已出现盝顶盖与方形志石的初始形态。最后,元魏宗室在墓志形制发展为方形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引导的地位。墓志在北朝文化中地位的提升,固然是基于墓志可传之久远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与朝廷以史臣写墓志为褒扬的手段有关。表现在创作中,则是北朝墓志的作者虽然多为佚名之人,但作者身份与创作水平却可与同时期的碑文比肩。因此,就北朝迁洛以后墓志的发展趋势而言,是与碑文分流而并存。　　 本文第三章,主要是从北朝墓志所呈现出的文体与文化特征着眼,探讨汉魏碑文与南朝墓志的影响与表现。根据本文对北朝墓志世系叙述方式的文化内涵、表达方式的沿革、以志为史的文体意识等三个方面的研究结果来看,北朝墓志在叙述的内容与体制方面都有明显继承汉魏碑文的地方,东晋南朝的谱系之法也被许多墓志所吸收。然而在以世系叙述为中心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其以三世官爵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与北朝重视官爵的制度文化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这一点在此前的汉魏碑文与同时期的南朝墓志中,则表现得非常模糊。这就说明,北朝墓志在写作过程中,与其时代的文化理念息息相关。同样地,北朝墓志以志为史的文体观,不仅反映了时人欲传诸久远的共同期待,甚至也包含着一些特定的目的。表现在墓志中,既可以是“史论”这样的段落结构的出现,也可以是写作时的悉心谋篇。由此而言,北朝墓志的写作,其每一项内容其实都与时代的某种文化需求相契合,并非对前代或同时期志墓文体的简单沿袭或接受。至于表达方式中存在的学习或模仿的痕迹,也是有目共睹。但以“落霞”句式、情景交融的述哀以及叙述履历为代表的三种层次的考察则表明,北朝墓志主要是立足于变化与创新,绝非汉魏碑文与南朝墓志的简单结合所能概括。　　 本文第四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北朝墓志名目与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探究。首先,是志题名目与志文结构之间的关系。就考察结果来看,北朝墓志的名目与结构之间确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即:墓记、砖等前墓志文形态与神铭、墓颂等墓志文变体形态的名目,其对应的结构较为稳定。其它如铭、铭记、记、墓铭等名目,则都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的过程。而志铭、志等墓志文变体与墓志、墓志铭所代表的墓志文主体形态,却也不时存在铭辞缺失的现象。正是基于北朝墓志中志题名目与结构之间对应关系不稳定的现象,一些墓志作者试图以墓志铭并序、墓志并序等名目的特殊构词方式,对北朝墓志中这种“名”、“实”不副的写作形式进行反拨和正名。其次,则为志题与志盖名目及其对应结构之间的关系。其中,志题与志盖相同者无需多言。而不同者,则或在名目或在内容。名目不同而所指结构相同,足以说明两种名目对应的结构也应相同。由此而言,则墓铭、志、铭记等名目与墓志或墓志铭并用的现象,则可揭示出这几种名目由简入繁的因为；而铭一般用于志盖的现象,则又为其以简单的结构为主的情形作了说明。至于志题与志盖表述的内容,不论其同异,都以墓主姓氏和官爵为主,充分说明这两点对于确认墓主身份的重要性。最后,则是序文与铭辞的关系。序文和铭辞之间的过渡段的存在,既是对其分界的标识,更是对两者职能分工的说明:序详其事而铭颂其德。但序文又可承担颂的功能,而铭辞亦可兼有叙的特点。表现在墓志写作中,则是序与铭辞既可互有异同、详略,也可在内容与手法上互渗,甚至是融为一体。然而前后联系则不难发现,北朝墓志不论在名目抑或结构方面,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趋于规范,以序和铭辞的同时出现以及功能互补为常态。而这一变化过程,正说明了北朝处于墓志发展、定型的阶段性特征。　　 本文最后一章,即第五章,主要是对北朝墓志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但其目的则仍在说明其与当时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后代墓志文写作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北朝墓志骈化进程及其人物内涵的考察,本文认为:一、北朝墓志的骈化在迁洛初期即已快速实现,但对仗、用典、声韵、藻饰等的成熟则要迟至孝明帝时期。然而,北朝墓志虽然以骈化为基本趋势,但文中不时穿插着的各种散句,以及不同对仗形式的句式、连词、语气词等手段,却使得文章在整饬当中见出变化。此外,各类动词的交替使用,增添了叙事的形象性与生动性,既使每个环节之间前后相连、脉络贯通,又让整篇文辞始终处于一种张弛有致、劲健有力的动态当中,并由此形成北朝墓志骈散兼行、丽而能道的语言风格。二、北朝墓志的人物内涵,首先表现为以礼为本,即作者叙述墓主的言行举止皆以合乎礼制为基本要求。形成这一现象的因为,主要在于北魏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对礼的提倡和推行。其次,在叙述墓主的各种品质时,作者特别强调并肯定了文武兼备的修身方式,这与北朝频繁的军事活动和拓拔鲜卑等民族尚武的风尚有关。最后,作者对墓主出众的文才和容貌也大加赞美。这一方面可以视为对汉魏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的延续,但另一方面,则更与北朝士人对魏晋风流的倾慕有直接的关系。三、北朝墓志的骈化趋势,说明其与时代文学的发展步调一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北朝墓志早在太和末年即已运用“四声”理论指导创作的现象,则又为“四声”论传入北魏的时间在孝文帝太和初期的说法,提供了有力支撑。于此可见,北朝墓志研究的深入必将推动北朝文学研究取得新的成果。与之相应,北朝墓志在叙述墓主行迹之时,也动用了赋、比、兴、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环境描写等修辞手段或表达方式,这在增强北朝墓志文学性的同时,也为此后庾信在墓志文创作中取得典范性的成绩,提供了参照物。而庾信集大成的地位,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形成并发挥对后世墓志写作的影响。　　 附录所列两表,表一系伪刻表,乃是笔者汇集方若《校碑随笔》等著作中所载录的伪刻而成。其中,延兴五年《元理墓志》与延昌二年《安乐王第三子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两方墓志,系本文考证为伪刻者。表二,则是对目前出土的北魏墓志加以搜集、整理后形成,主要列其刊刻时间、墓主姓氏、官爵、出土地与录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