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鼠疫爆发于绥远特别行政区萨拉齐、五原两县以及包头镇,此后鼠疫沿京绥、正太、京汉、津浦等铁路蔓延八个月之久,影响绥远、察哈尔、山西、直隶、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省市,直至1918年4月消灭,共造成16000余人死亡。论文运用历史学、计量史学、灾害史、疾病史等方法,在充分利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将个案研究和宏观叙述结合起来,试图探究1917—1918年绥远鼠疫的发生与近代边疆社会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与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比,进一步探讨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卫生制度的变化。同时,希冀通过对绥远鼠疫的研究,加深对传染病的现代思考。绥远鼠疫爆发于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高原长爪沙鼠鼠疫疫源地,在跳蚤、空气等媒介的传播下,鼠间鼠疫发展为人间鼠疫。当年的暖冬也为鼠疫的发生提供了条件。鼠疫爆发后,随着各类人口流动逐渐扩大了传播范围,而当地的风俗、卫生习惯也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隐性条件。绥远鼠疫除造成全国人口的逃亡和减少外,对民众的心理也是一次极大冲击,同时间接导致了部分地区社会动荡和经济凋敝。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成为绥远鼠疫防治的纲领性文件。从中央防疫来说,北京政府接收到绥远爆发鼠疫的消息后,1918年1月开始布置相关的防疫工作,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将疫情严重的地区分为四个区域:绥远、察哈尔、晋北、晋南,分别指定伍连德、何守仁和陈祀邦负责。同时颁布《火车检疫规则》、《检疫委员设置规则》以及《清洁及消毒方法》等一系列防疫相关规则。对政府的防疫举措,民众呈现出由抵抗到接受,再到配合的改变。民众的心理随着防疫工作的推进在不断变化。绥远鼠疫传染和防治过程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政治局面的混乱造成政府反应迟钝。第二,绥远自身的复杂性影响防疫效果。第三,国人对边疆地区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防疫近代化过程的坎坷与复杂。综上,防疫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除了有赖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外,还需要经济近代化、政治民主化和思想文化科学化的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