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方面让人类享受着物质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等一些全球性问题。面对新的挑战，国际社会正在做出种种努力，其中“20国领导人会议”(The G20 at the LeadersLevel，L20)就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一个机制创新。本文对这一机制产生的历史背景、作用方式以及活动经过作了系统的介绍，并从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一机制的作用功能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主要大国对这一机制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这一机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以及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1999年，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处理全球金融问题，七国集团财长建议成立20国集团(G20)。同年12月15-16日，20国集团启动会议在柏林召开，G20诞生了。这一机制在协商国际金融问题上的初步成功使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看到了它在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的潜力和希望。2004年初，当选为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首先提出了创建20国领导人会议，就更广泛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协商合作的倡议。2月底，加拿大外交部责成加拿大全球研究中心和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筹办系列国际会议，就陷入僵局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途径。20国领导人会议就此被提上日程。　　目前，由上述两大研究机构牵头的L20项目处于它的第三阶段，已经涉及的议题领域包括:农业补贴与WTO、后京都机制设计、传染病和全球卫生、安全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联系、金融危机、新多边主义、流行病、脆弱国家、联合国改革、能源安全、国际渔业治理、改善政府发展援助、全球公共物品的融资以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但是，如果20国领导人会议要开始和运转，还存在着诸如论坛的最佳规模、执行力、成员国选择和议题范围等一些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何理解和看待L20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国对此应当抱什么样的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站在哪一理论视角上。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审视L20。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L20面临的问题是——如果L20成为西方大国的工具，发展中国家对这一机制是否会有兴趣以及这些国家能否发挥真正的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或者至少是消极的;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来看，L20则需要跨越主权让渡和民主赤字的障碍，新自由制度主义力主建立国际层次的制度安排仍是目前解决主权问题的最具可行性的一种途径，而L20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际体系中权力比重有所上升的国家的要求，这有利于弥和民主赤字的鸿沟;从建构主义的立场看，L20是塑造新的利益观和格局观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利益结构而设定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　　各个关系重大且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L20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加拿大希望在全球发挥自豪和具有影响力的作用，L20正是其实现国际目标的一个契机，因此加拿大一直是L20的倡导者。美国广泛参与其中，以求将世界主要新兴大国拉入L20并加以限制，借机转移自身的国际义务。俄罗斯是八国集团2006年的轮值主席国，此时俄罗斯想借L20谋求更多的全球领导力，以摆脱在八国集团中的尴尬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不足，尽力避免承担过重的国际负担。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L20机制下既面临机遇，也遭遇挑战。机遇主要包括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有利于中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及有利于改善大国关系格局;挑战是指责任和义务的增加、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难以把握以及与联合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对此，我国应采取积极参与、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