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史研究表明，中国人类学的早期研究一度繁荣，一些学科史的研究者认为该时期内中国人类学曾出现过“南派”、“北派”与“华西学派”。本文以1920-1937年间任职于华西协和大学的部分传教士在华西展开的博物学活动中的植物研究为主要考察对象，旨在探析华西人类学研究的博物学基础。在将传教士的植物研究置于其时的社会思想情景中考量之后，笔者发现传教士们的博物学活动受益于其在华西建立起来的传教网络，其博物学活动的“路线图”往往与传教网络相叠合。传教士的植物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在该区域展开的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在与同时展开的博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交互往来中，传教士的植物研究从一开始便与华西的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发生着较为直接和频繁的互动。在各种关系互动中展开的华西大学人类学研究逐渐凸显出其以博物学为底色的特征，此一特征在此后华西的人类学研究中有一定的延续。华西协和大学这一由传教士开创，且在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互动中生成的人类学研究形态对于理解早期中国人类学史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