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为《礼记》之一章。在中唐之后，却受到越来越大重视。这种重视并不单单是形式上的，而是在新的历史命题下，作为应对时代命题而进行理论的重构的重要的理论来源来说的。这个历史命题就是在儒学势微，受到佛、道精微的理论体系的挑战的情况下，儒学如何构筑理论进行应对，以期重振传统社会儒学的尊荣地位，使之成为社会思想整合的重要甚至根本来源。这促进了新儒学----理学的发生和发展。 《大学》回应了这样的理论和时代需要。由韩愈始推崇《大学》，《大学》的“一般化”理论架构，开始被理学家的不同的解释路向充实，从而也赋予了《大学》文本越来越充实的理论内涵。而就解释的基本路向而言：一个路向是，因应着《大学》已经开出的一定程度上的形式化与知识化的理路，进一步赋予其主要概念与命题以形式与知识的意义；另一个路向是，直接契入《大学》所确认的思想信仰，借个人的践行与体验证成这种信仰。应该说，这两种路向的结合以及交互为用，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的对《大学》所承载的对“道”的把握和儒者价值的依归。 本文希望能通过对不同时期主要理学人物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希望从中凸显出儒学变迁的轨迹，以及儒学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