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回合中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成为影响谈判进程的重要力量，然而对其的研究却极度缺乏。本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形成的历史及其影响、结盟的动因、集体行动的逻辑，建立了一个研究发展中国家结盟对象选择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的稳定性，最后从大国与谈判联盟关系的视角，尝试性地对中国参与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的基本策略，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　　 研究表明，上世纪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以及第三世界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为多边贸易体制之内的发展中国家联合打下了政治基础，谈判联盟的产生与南南合作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农业、服务业是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最为集中的两个议题领域。按照不同的方法，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可以分为单议题型联盟与多议题型(集团型)联盟；议程推动型、建议提出型、阻挡型与协商型联盟。在权力政治依然主导规则制定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改变了多边贸易体制内既有的权力结构，确立了美欧日和发展中国家的四极结构体系，对于多边贸易体制向着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多边贸易体制在理论上的优越性，不能掩盖实际谈判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发展中国家结盟的动因，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限制：权力的限制、参与能力的限制与主要供应国原则的限制。博弈分析表明，结盟是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克服三大限制，谋求自我生存的必然选择。然而结盟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在仅具备结盟动机的条件下，集体行动并不一定能实现。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在为其成员提供集体物品--集体议价力、早期的议题研究、共同提案等的同时，必须提供相应的选择性激励--在提案中满足各国的特定利益，以克服搭便车行为。　　 国家利益是发展中国家结盟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政治经济利益相似的国家之间易形成联盟。从贸易谈判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视角，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战略、经济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竞争力、贸易政策四个经济因素是影响发展中国家选择结盟对象的关键。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结盟行为又受到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与区域主义两方面政治因素的影响。　　 稳定性是影响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成功的关键。从内部而言，成员间基于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政策偏好越是相似，内部协调成本越低，联盟的稳定性越强。从外部而言，发达国家的分化政策增加了部分成员结盟的机会成本，在结盟收益不变的条件下，机会成本越高，对谈判联盟稳定性的冲击越大。从利益偏好相似性的视角出发，本文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多哈回合农业谈判联盟的稳定性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G20的利益最为相似，结构最为稳定，这与通常认为的G20的利益差异较大，稳定性较弱的结论并不相同；凯恩斯集团、G90、G33稳定性依次降低。　　 通常而言，大国往往成为谈判联盟的领导者，成为联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促使大国如此行动的原因在于大国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大国威望、领导权等政治利益。这是促使大国对于公共产品价值的评估高于小国的主要原因。印度在领导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的政治威望，但在国内经济政策的错误指引下，印度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努力在获得部分的政治利益的同时，并没有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印度的经验值得中国吸取。　　 总结中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可以归结为促进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开创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中国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但不谋求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或代言人。为了维护我国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利益，本文提出了中国参与发展中国家谈判联盟的策略，它们是：根据自身利益目标有选择地参与谈判联盟；作为联盟的协调者而非领导者；加强与印、巴等发展中大国在谈判联盟中的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立场。